我们见到王金平时,他正在“立法院”里被一群电视记者围着。他带着微笑,奋力挤出人群进入会议室,开始录一段视频,是讲述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理念的,他是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 录完之后,门外的一位年轻女记者大声说:“院长,今天这么精神,有没saidou(化妆)啊?”王金平抬头挥手:“不会啦,一直都这样子啦。”(注:这两句要用台湾腔国语读)于是,女记者们和王院长都哈哈一乐。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继续,王是台湾地区“立法院院长”,这个身材不高的台湾政治家出身南部,以圆融的政治手腕著称,对人客气给面子是他的政治风格。
反对者说他是台湾黑金政治的代表、和稀泥的老好人,支持者则说他是有气度的大政治家,真正理解了民主政治的内涵。
我们采访的地点也就在这个小会议室里,房间的装饰显得有些陈旧,门上甚至还有些裂痕,从窗户里望出去能看到“立法院”开会的大厅,他是那里的主人。从1999年担任“立法院”院长以来,他一直连任至今。
“立法院”的门口只有两个保安,我们大摇大摆地就进去了。“立法院”的隔壁就是“总统府”,看着那么近的地方,王金平用了一生也没能走进去,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了,他曾经离那里那么近。
王金平的国语没有马英九好,也不如连战。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马英九是外省人,连爷爷出生在西安,而王出生在台湾南部高雄县,是典型的本省人。
长期以来,王一直被看做是台湾本土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被称作“南天王”。
陈水扁在竞选“总统”时,曾对自己的竞选策略有过一个简单却毒辣的分析:“本省人占(台湾人口)7成,我只要这7成的7成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同为国民党大佬,马英九和刘兆玄都是外省人,吴伯雄是客家人。本省人出身的王金平更具有地区代表性。
理解了这点,也就会对台湾政治很多费解的现象有一个明晰的判断。
南天王前传
民国三十年(1941),王金平出生在高雄县路竹乡淳朴的一甲农村社区的一个大家庭中,由于从小就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注:王的父亲兄弟六人,是一个大家族),因此养成处处与人为善、注重和谐、擅长沟通的圆融性格。
王金平的父亲王科,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却禀赋企业家的气度,能精辟分析事理,经营事业更是有声有色,他教导金平做人谨守“认真”和“诚信”的原则,这也成为金平一生做人做事不变的原则。
农村生活的锻炼,使王金平的体魄还算强健,读小学六年级时,已能力担50斤,在高三那年,更创造了全年级跳远及三级跳冠军的佳绩,此外在单双杠方面的成绩也表现非凡,以至于学校的体育老师,大力推荐他去考大学的体育系。王金平同时也喜欢打网球,从台南一中打到台湾师范大学,还曾担任过台师大的网球校队队长。
金平在师大数学系毕业后,进入省立彰化进德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一年后入伍服役。退伍后回到自家开设的食品工厂上班,负责进出口贸易。并在1969年与陈彩桦女士一见钟情,共结连理。
1975年,王金平被推选为高雄县工业会的创会理事,进而被选为创会理事长。由于常勤跑工厂,服务到家很快赢得了会员的友谊,也在高雄县打响名气。1975年底,地方人士以形象清新具有亲和力,公推他出马参加增额“立法委员”第二次选举,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以第二高票当选,至今已连任十一届“立法委员”。
上面这些就是王金平对我们讲述的个人成长经历,很多人以此判断王金平是“地方派”代表。
在和马英九竞选党主席时,王金平对这样的标签大为不满:“几十年了,从‘立委’到党鞭、干到副院长、干到‘国会议长’都这么久了,都是在中央工作,都是在参与和各部会、和行政院有关的决策和协调,都一直在‘全面’参与‘国家大事’了,哪里还是只懂‘地方事务’。说我只懂地方,你们说,可不可笑?”
大党鞭
马英九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大力打击黑金势力,甚至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都大为不满:马英九是要为了树立个人威望而干掉国民党。1995年刘德华、梁家辉主演的《黑金》对于这一现象有着赤裸裸的揭露(一身清廉正气的赵文扮演“法务部长”,有慢跑的习惯,最后被迫辞职,这些都和马英九的形象暗合)。
相比之下,王金平更能和这些地方势力打成一片。2008年6月,台中地方势力代表人物颜清标因非法携带枪支而被判入狱,这位黑白通吃的大哥级人物在入狱前,王金平专门为他饯行。据台湾媒体透露与颜清标有拜把交情的王金平,那天也不勉强敬酒,拿起麦克风,一口气跟阿标大哥合唱多首曲子,像《朋友》、《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样的事情放在马英九身上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就是台湾政治的现状。陪同王金平的还有宋楚瑜,他和颜清标合唱的是《你是我的兄弟》。
很难用官商勾结、黑金政治这样字眼来定义王金平的做法。在台湾,政治人物都是靠选票选出来的,一人一票的机制让地方上掌握乡亲们票源的“桩脚”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
长期以来,王金平都是在“立法院”工作。他以“立法委员”起步,起初担任“中央政策会”副主委,1991年起则同时担任“立法院”工作会主任及党团书记长,成为国民党在“立法院”主要代表性人物。1992年王金平顺利当选中央常务委员,1999年正式当选“立法院长”,2000年国民党败选后,王金平被选为国民党副主席。
“立法院”是负责审查台湾各项法案以及预算的机关。任何法律、条例都需经由“立法院”通过,并由“总统”公布后才有效力。
2000年之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王金平成了唯一坚守政坛要位的国民党籍人物。10年间,民进党不是没有想拿下“立法院院长”、泛蓝阵营政治人物也不是没人动过这个心思,但最终都被王金平打败了。
王金平以圆融的政治手腕整合了“立法院”各派政治势力,成为蓝绿阵营之间都能接受的人物。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为了实现对反核团体的允诺,力推停建“核四”项目,引起岛内蓝绿大斗法。泛蓝立法委员提出罢免“总统”,国民党主席连战跑去拜会陈水扁,陈水扁当面答应,连战满意离去后,陈却立即上电视宣布停建“核四”。
王金平发挥了自己长袖善舞的特点,最终协调多方面利益,和时任“行政院”院长张俊雄达成了复建的协议。
政党轮替后,作为国民党唯一尚能掌控的重要机构,王金平以“立法院长”之身去履行了“党鞭”的任务,也给自己构建了政治舞台。
“党鞭”是议会内的政党纪律主管,功能是确保议员按照政党立场行事。由于“议员”是代表政党当选,选民又是根据政党标签投票,如果每个议员都以选区利益或良心为名各自行是,那么选民就无法要政党和议员就委托负起责任。
当年施明德曾有过竞选“立法院长”之心,就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发生了民进党籍“立委”逃票,以致功败垂成。所以,在台湾“立法院”内,亮票、监票这样在西方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比皆是。
和民进党不同,泛蓝阵营由三大派系组成,在推动符合本方利益的议案通过时,王金平的沟通本领得以充分发挥,亲民党和新党的信任让他在国民党内赢得尊重。
下一步
2005年国民党主席改选,这成为王金平政治生命中最后翻盘的机会。同为国民党副主席的马英九和王金平均虎视眈眈。
最后结果:马英九以375056票、71.51%的得票率,完胜王金平,甚至在王的家乡高雄县都完胜。
一向通融的王金平在败选后,随即婉拒马英九提议的第一副主席之职,声称要追随连战做国民党的终身义工。
王尚有足够底气回绝,马英九此时正为特别费案件头痛,王金平甚至有可能东山再起。
但是随后的选举改变了一切:马英九辞去党主席,吴伯雄接任。马英九成功摆脱了特别费案影响,国民党甚至为他改变了“排黑条例”,马英九成为代表国民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唯一候选人。
国民党全面执政后,王金平的位置也一下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台湾媒体分析说:王金平对自己的政治处境点滴在心头,他要持续维持影响力,就只能持续扩大“立法院”在新政局中的政治分量,过程中需援引在野党的势力,却又得兼顾马政府的感受;进退之间的凶险,可说间不容发。
如果不是“立法院长”比“总统”早一个多月决定,“立法院长”早被马英九换成“自己人”了。不过,王金平的辈份、资历与人脉,在国民党内仍无人出其右,此刻百废待举的马政府,也只能继续在“国会”里与王金平磨合了。
在国民党处在低谷时,王金平的位置格外重要,而当他的政党全面上台后,他却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南天王的无奈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国民党命运的写照。
人物周刊:在台湾的政治领袖里面,你的家世不是最好的,但从政三四十年屹立不倒,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金平:我想这些都是大家的爱护和朋友的支持。长久以来,乡亲都是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他们一次次地把票投给我。我到“立法院”来,也是一次次把票投给我,使得我担任“副院长”、“院长”。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资深委员有300多位,我们的年轻委员大概只有几十位。在威权体制的国会里,他们都不用再选,我们都是要选的,但是那些资深委员都很照顾我,经常给我们很多的指导。
另外就是党的栽培。一次次的提名和辅选,让我担任委员会的委员长,担任中央政策会的副主任委员,担任“立法院”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这些都是党给我机会。提名我担任“副院长”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两次,后来又顺利当选四次的“院长”。
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在近代华人世界历史里,台湾的民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外界的评价有褒有贬,作为立法机构的领袖,你对台湾的议会民主怎么看?
王金平:台湾的民主要从50多年前讲起:当时美国用了很多资源协助台湾发展,用金钱算的话,用了两亿多美金,相当于现在的100亿美金,其他人和物资不算,就这样帮助台湾渡过经济凋敝的年代。
台湾能够在此过程中顺利成长,跟美国关系太深厚。他们是一个实施民主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把民主的制度移植到台湾来,台湾就有了初步民主的选举,从选举县市长和民意代表开始,就这样一路走来的。
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已经有相当的进步,在亚洲来讲,我们算是一个典范了。民主跟法治一定脱离不了,台湾的民主虽然在一直进步,但法治观念素养,还是要继续加强,这样才能配合整个民主的进步。
自由、人权也一样,台湾的自由现在是有点太过“进步”了,我们骂骂“总统”无所谓,谁都可以骂,这是自由的表现,但是我们就希望节制,要遵守法治。你不要做过火,不要侵害到别人的自由,这样子才是真民主。
在人权方面,台湾也是非常顾及,但是台湾民权素养也不是那么符合道德的要求。这些也是我们必须再努力检讨改进的。
当然,台湾民主除了跟世界接轨以外,又能够引导一些民主国家,让他们的民主能够慢慢地生根发芽,能够发展,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地方。
我们要边走民主道路,边求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要带动其他国家的民主概念,推动民主的制度,这样我相信台湾的民主才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典范。
人物周刊:我们都知道“立法院”是民意代表议论“国是”的地方,矛盾尖锐,党派之间简直不共戴天。你以善于调和矛盾著称,不知道怎么能做到这点?媒体报道过有的“立委”把你关起来不让出来,矛盾这么激烈,你怎么做到调和?
王金平:我想都是少数例子,或者是唯一的例子。说关也是媒体随便报道,那是在主持出席式,有的人不希望我在议场里面来主持议事,他们就把后门关起来。只是有阻挡我不要进去的意思。
原因在某些方案,牵涉到某些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法案已经到了表决时,民进党说,表决通过的话,那对民进党的生存发展产生很大的威胁,所以一定阻挡我,不让表决。
不让表决有各种方法:一个合法的杯葛就是让你表决不完,提案可以一直提,一直发言。一个条文可以提四五个修正案,一条法案就有20个条文,等于就要表决上百次以上,而且要重复表决两次——要发言和真正表决。一两百次的表决,让你表决不完,这是一个正常杯葛。
他们不这么做,就直截了当地让议会不能正常进行,占据主席台,就是不让主席从这里过,或者不让其他委员进行发言,这就直截了当地,或直接进一步,干脆不让你主席进到议场来。
这种做法,这两届议会里面只有四个案,一个就是NCC的,通讯传播的委员会的案子。民进党说国民党的提案被通过的话,NCC背后就是国民党在主控啊,可明明是民进党一直执政的,怎么有个部委是国民党在执政,所以它不能接受,一直打架,一直杯葛。
人物周刊:如果您站在大陆的立场上,怎么看待台湾的民主?现在有些文章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有些认为民主未必是好东西,因为民主会牺牲效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的立法机构,老在打架,有碍观瞻,您怎么看待这些看法?
王金平:这些观瞻你要先了解是什么情况,现在新的议题一个都没有。我刚才讲过了,像民进党提出18%优惠利率,国民党就不肯,因为牵涉到利益的人多数都是国民党时代的退休人员,所以就打架。
另外就是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比如三通条款,民进党说三通涉及“主权”问题,一定要经过双方的谈判的,怎么可以一下子直接在法律上规定呢?三通是国民党提的案,但是民进党认为这是“主权”,怎么可以用表决决定,这当然不让你表决,所以这也要打架。
还有一个就是选举方面的立法,这个牵涉到整个选举的问题,要不要公投绑大选,立法委员选举跟总统选举要不要合在一起,像这些都是一个党会不会当选的关键性、政策性问题。当然国民党不能让民进党再去胡搞,民进党又说是国民党主导整个中选会,他们执政当然不给你,所以打得更凶。除此之外,没有打架的情形。
可是,我们通过了那么多案子,第五届通过了611个,第六届差一案就400案,我们4个案以外从来没有打架。
打架是一个过程,一个必要的程序。美国有没有打架?日本有没有打架?韩国也会,但是很少的情况,你要看到它制度的优点是多于它的缺点,多到多少。我看这个已经不成比例了。
人民在一个民主自治大范围以内,能够自由表达自己意思,有参与决定很多决策的途径,这些就是孙中山先生人权理念最重要的一环。
任何的制度都有它的优劣,但是我个人认为,民主的优点未免大于缺点太多太多。
人物周刊:你怎么在处事圆通和监督权力之间取得平衡?很多人都说你是非不分?
王金平:我想体谅人家,多体贴别人,不要有自我。
我是“院长”,但是我的角色要公正中立的,我一定要了解人家的立场想法,体会人家的一个心情,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接受你各方面的建议。在很多事情上不要看管谁,不要看管国民党还是管民进党。
大家愿意在这里签字,怎么是和稀泥?民主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妥协的政治,有退有让,有得有失,不要一方面都占掉。那别人还要活下去,那谁会签字?“立法院”怎么能够通过那么多案?所以要让大家心服口服,从内心同意你做这个事情,问题的处理才能够圆满,跟和稀泥差远了。
而且怎么能和稀泥呢?每个(“立委”)都精得很,怎么肯让你和稀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个“国会”的运作要有长久的历练,长久的经验。要有相当为人所接受的,处理议事的方式和内容。
和稀泥,外行人讲的话。
人物周刊:在人生的大半经历中,你幸福吗,有过遗憾吗?
王金平:走一步算一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好像我当个“立委”,就要服务我的选民,或者为我的选区争取利益,要跟社会做一个互动,在“立法院”有好的表现,才能让我的选民对我满意。
当机会来的时候,像担任工作会主任兼书记长,等于一个人兼了好多职位,大小党政统统一个人在担任。我就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角色,要做好朝野的互动工作,一定要尊重在野党和少数党,要包容少数党,接纳他们的好意见。早期跟民进党互动,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进行,所以才能够让朝野达成很好的协商结果。
我们“立法院”第一届叫做“万年国会”,一共40几年不改选,第二届3年里面“立法院”通过240个案,第三届通过297个案,第四届我开始担任院长以后,通过642个案,第五届通过611个案,第六届通过399案,第七届刚刚第一个会期,我想我们已经有相当好的立法绩效,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地方。
我身为一个“立法院院长”,要让朝野和谐,让“立法院”的议事运作能够顺畅,也是帮政府减轻很多的问题,各“部委”经常有问题找我,我也要帮他们解决问题。对社会也要负责,很多人要我去参加活动,还要参与社会公益的事业等等。当我同意出席的时候,我一定很负责任的,不是挂一个名,我一定亲自去处理这些公益团体的一些事务,一定带领这些人发挥功能,你一定要这样才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
像到美国去,美国大使说他们信任我,认为我是可靠的,这个彼此的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民进党也信任我,民进党不信任我的话,在这里谈事情,谁听你的话,反对你都来不及,让你难堪都来不及。
怎么会尊重,这种互信是长期以来累积的,那我要怎样取得这种互信,要公平公正啊,你要体贴人家,要尊重人家,让大家都能够生存下去,活得下去。如果他的党都死掉,他还会尊重你吗,不会的。
这就是我长久以来的(感悟)——扮演好每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