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在联系服务人民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受欢迎；但也存在着党组织成员在微观上努力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标准要求自己，宏观上仍然不能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的情况。党组织成员对群众路线理解的“碎片化”，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利益有差异。如何统筹兼顾，凝聚人心，亟需在理论上予以厘清。 什么是群众路线的“碎片化” 群众路线的“碎片化”指的是将“群众”按照不同体制或者隶属关系，人为的分成相互隔离的条条块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解成“为其中某一部分群体服务”，对其他更多的群体采取次一级的服务，甚至将其剥离出自己服务范围之外的片面认识，实质上是一种既得利益至上的本位主义。“碎片化”主要表现为价值的碎片化、体制的碎片化和组织职能的碎片化。从思想领域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模糊认识： 用本位利益代替群众整体。按照“三个代表”理论的要求，党的群众路线应当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在实践中，党组织的负责人的理解则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只代表该地区、该单位的群众利益；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群众与己无关，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群众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割裂了开来。比如中石油、中石化的党组织似乎可以只代表中石油、中石化的群众利益，可以不顾全国职工的收入水平，将中石油、中石化职工的工资定的很高。在收入差距加大的情况下，他们越为本系统的群众“办实事”，其他系统的群众越感到不公平。
用体制利益取代群众路线。即使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之内，群众的结构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群众路线往往被理解成体制利益决定论，将“最广大”理解成“最核心”，表现为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内部群众结构的碎片化。其实质是将群众划分为不同的体制来管理，在同一个体制中又分成不同的层级。当需要与外部利益进行调整时，党组织的负责人或许会将“最广大”理解成内部的尽可能多；但是在内部进行“蛋糕”的分配时，总希望涉及的群体尽可能少，借口往往是要求作出利益牺牲的成员“服从大局”。 用既定“大局”隔离弱势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以既定利益格局为实践群众路线的参照系，是一种在发展中将群众路线碎片化的认识。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和流动人口的增多，任何地区和单位的利益格局都在不断调整。群众路线“碎片化”的认识一方面将体制改革分流出去的人群不再视为其所应当代表的群体，比如他们到群众中去就不包括到下岗工人中去；另一方面，对新流入的人群总是设法防止其分食原有人员的“蛋糕”份额，比如当农民工年事已高和回乡养老时，总会遇到一些限制条件，无论是在流出地还是回乡，在领取养老金时总是存在着种种制度性障碍。 群众路线“碎片化”的危害 群众路线“碎片化”使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导致基层组织出现涣散倾向。一方面，群众路线“碎片化”导致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各执一端，难以形成统一意志，使得在中央层面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以形成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制定的政策往往只能形成一个框架，许多具体措施均要求下级党组织另行拟定。如此“逐渐下沉”、“逐级细化”，等于助长了“碎片化”。至少从形式上看，顶层设计的原则不敌基层组织的细则，基层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似乎在各行其是。而基层群众的诉求虽然在顶层设计在看来是合理合法的，仍然很难在基层组织那里得到积极回应。 群众路线“碎片化”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之间产生摩擦，不利于社会和谐。在每年年初的“两会”上，常常会出现一些对抗性表述，反映出体制内外、地区、行业之间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这时候的碎片化其实就是利益分配格局的复杂化和两极分化，前者使得群众路线支离破碎，莫衷一是；两极分化的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财富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端则是以拥有众多人口为特征的社会弱势群体。党组织既然不能选边站，需要统筹兼顾，往往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为各自的意向代言，又使得不同碎片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有了各自的依据，导致群体事件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表明，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达十余万起。 群众路线“碎片化”使得改革难以深入，人们对“发展公倍数”的落地缺乏信心。从理论上讲，可以在不同的碎片间寻找到一种“发展公倍数”，得到各方面的认可；然而这种设想忽视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博弈惯性的存在。在利益博弈中，话语权往往被强势者掌握，使“发展公倍数”的制度设计更容易向强势者倾斜；对弱势群体而言，“发展公倍数”越来越遥不可及。即使找到一个离弱势群体的期盼比较近的“发展公倍数”，强势者如果持消极的态度，那也很难实现。这时强调“维稳”，往往意味着对强势者的无能为力，深化改革的调控便屡屡失败，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就难以让更多群众受益。 群众路线“碎片化”提出的理论课题 应当承认，群众路线的“碎片化”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起初具有合理性；只不过发展中出现的新的问题使它暴漏出自己的软肋。比如收入增加了，差距怎么减小？房价上涨了，居住如何保障？经济发展了，污染怎么处理？在解答类似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坚持群众路线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在解决类似问题时表明自己的信仰，树立自己的旗帜，而不是以仲裁者、和事佬的面目出现。那样看起来比较主动，实际上将群众路线正确代表的资格让渡了出去；而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疲于应对。如果将信仰、旗帜称之为“主义”，那就需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矛盾，可以将此视为群众路线“碎片化”提出的第一个理论课题。 群众路线“碎片化”提出的第二个理论课题是需要处理好“天下”与“旗下”的矛盾。按照党的理想，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党组织应当以服务“天下”为己任；但在实践中，党的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只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能在自己的“旗下”进行群众路线的实践。在养老保险相关费用的交纳中，农民工群体在A城市做几年然后转去B城市后，只能拿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结余，社会统筹部分将全部留给A城市，B城市未必欢迎，等于白做贡献。这两个城市无疑都有党组织存在，他们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如何操作，也考验着党的理论智慧。 第三个理论课题是需要处理好党组织成员献身与谋生的矛盾。党员在入党时都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不惜“献身”。实际上，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党组织成员，需要像普通人那样通过一种职业谋生，体面地生活。而谋生需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与“献身”无关。当所在单位的群众利益与老板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很难代表群众利益与老板做对，否则就会被炒鱿鱼。当他丢掉谋生的饭碗，党组织没有必然的能力解决其吃饭问题。当老板也是党员时，党组织也不能直接干预其经营自主权。 处理好做实事与谁买单的矛盾，可以作为群众路线“碎片化”提出的第四个理论课题。在市场经济中，为群众办实事要算经济账；当事权与财权不匹配而倒挂时，确有“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瓶颈，这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实践群众路线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政府体制中，党组织具有领导核心作用，似乎可以在做实事与经济账之间进行相当程度的平衡，至少可以量力而行。但是在企业组织中，党组织只有服务保证的职能，本身的生存就依附于企业的经营效益。迫于效益的压力，企业党组织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为群众办实事买单，使得上级组织所确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往往流于空疏。 对群众路线“碎片化”认识的校正 应当承认，“碎片化”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对于做好群众工作，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是有益的，但是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毕竟不是一回事，必须把群众路线当做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认识。对于一个在统一市场环境中统一政党的群众路线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群众路线“碎片化”的认识进行校正是必要的： 首先，加强对制度整合的理论准备，奠定执行完整群众路线的经济基础。三十年来的改革是从破除“一大二公”的惯性开始的，这在当时非常必要；然而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承包制早已被产权改革所取代，农村的责任田也开始了联营，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等课题非常现实地被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处理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对“碎片化”的群众路线逐步扩大统筹的范围，对制度进行必要的整合，形成统一的市场环境显得刻不容缓，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成了群众的尾巴。这本来就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并且是对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一种收获，并非走回头路。 其次，为基层党组织职业干部的合理流动提供舆论导向，形成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骨干队伍。如果说需要实践大群众观，那么就需要一支相应的骨干队伍实施。鉴于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的存在，劳动者的收入往往以“成本”列支，党组织成员作为“单位人”很难担当起实践大群众观的“组织人”的职责。因此有必要对基层党组织中的专职人员实行全国统一的管理，以免受地区、部门、单位利益的掣肘。他们的经济来源应当由一项全国统一的经费来解决。当然，基层党组织的专职人员必须具有献身精神，自觉放弃升官、发财等欲念，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否则就请退出。 再次，厘清基本群众与精英、公民的关系，重视被体制边缘化群体的民主参与。“群众”这个概念非常宽泛，人民群众并称时，和人民的内涵基本一致。但是从群众路线提出的本意来看，其当指基本群众，即基层群众，以区别于职务较高、经营较为成功或者学有所成的人群及其直系家庭成员。在处理群众路线与民主的关系时，基层群众的话语权在体制内相对较弱，正是群众路线主要所指的对象，否则就没有必要专门强调群众路线。而基本群众的概念是超越体制的，包括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比如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享有公民权的所有人。强调这一点并非仅仅是在决策时倾听他们的意见，更应当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分享发展成果。体制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应适当惠及被体制边缘化的群体。 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