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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虎于1952年出生在温州城里，父亲是位“老革命”，在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下放到乡下邮电所之前，周大虎的童年、少年生活充满温馨和阳光。
家庭发生变故后，周大虎生活和就学一下子变得举步维艰。初中毕业后，周大虎到温州农村插队。“乡下的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周大虎说。1969年，17岁的周大虎跟随几个温州同乡，开始跑到外边去谋生。
“我最早是到了西安郊区，做钣合金工。当时我没有全国粮票，吃饭是一个大问题，曾吃过一个月的柿饼。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包工队队长不久被抓回温州，以黑包工头的罪名给枪毙了，我也在西安关了一个月。”
周大虎被抓回温州后不久，迫于生计，又开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1976年，25岁的周大虎顶替母亲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自此结束他的流浪生活。开始了每天扛邮包的生活。“也许是因为自己以前的流浪经历，所以我分外在意这个工作。”回忆起当时，周大虎说他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是“扛邮包，我也要扛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打火机曾让他“死去又活来”最终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周大虎是温州打火机生产的后来者。早在1985年前后，温州就已经有人在开始生产打火机。而他进入这一行也是因为迫不得已。1991年，周大虎妻子所在的温州汽水厂破产，她领到了5000元的安置费。“我发现，做打火机比较方便。这主要是当时温州打火机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多，我们只要投入少量资金就可以生产出打火机。”依靠这笔安置费，周大虎招了三五个工人，将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腾出一间做厂房。工作之余，周大虎替妻子跑销售，结果发现打火机市场利润丰厚。于是，他在一年后干脆辞职。1992年，周大虎租下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简易厂房，招了100多个工人，自己开始正式创业。
就在他进入这个行业没多久，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癫狂的状态。1993年上半年，温州从原先的100～200家打火机厂家急速发展到3000家。“温州打火机只要10元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生产的打火机要300元～500元。价格相差实在是太大，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说来也难以相信的是，即使你发给老外的箱子里是石头，老外也不管就带走。”
在市场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周大虎却濒临破产。原因在于，在市场如此癫狂下，温州不少打火机厂家抱着“快捞”的想法，生产劣质打火机。周大虎不肯糊弄客户，坚持产品质量，结果上游供应商拒绝给周大虎供货，除几个骨干外，100多个工人跑个精光。
“当时，按照我的质量标准，工人一天最多只能做150个打火机，而那些生产劣质打火机的厂家可以做到500个。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计算，所以在我那里工作，薪水少，没有吸引力。当时做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大概有1元来钱，我即使一分钱也不赚，也开不出高工资。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供应商方面。”
工厂陷于停产的困境，周大虎苦闷之极，在一个星期内，骑摩托车接连出了三次车祸。“我当年在邮电局开车，也没出过什么事，接连出三次车祸，可以看出当时的压力真的很大。”
熟练工走了，周大虎决定招聘一批新的普通工，并对他们进行培训。“1993年上半年，我亏得很厉害，前两年的利润全给贴进去了。”
市场规律最终发生了作用，1993年下半年，吃够劣质产品苦头的外国商人开始将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订单一下子多起来了，一天5000多只的生产能力能够接到5万～6万只的订单。而原先3000家打火机厂家，如同秋风扫落叶，倒闭了九成。
如今，尽管温州的打火机在全球所向披靡，但近年来屡屡遭到阻击，如欧盟的CR法案和反倾销法案。“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实在是太强，所以老是在世界上遭到别人的阻难。我们除要进行积极的应诉外，还要想办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知名度，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周大虎坚信：只要自己有毅力和耐力，坚持到底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1992年，身为温州市邮电局干部的周大虎，拿着爱人5000元下岗费，不“等、靠、要”，而是通过自己的艰苦拼搏，终于创出了“虎牌”名牌，使公司成为我国打火机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被国家轻工业局、中国五金制品协会授予全国打火机行业唯一最荣誉——“中国防风打火机最强生产企业”，并当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和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单位，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单位(温州唯一一家)。董事长周大虎连续五年被市政府授予温州企业家最高荣誉——“金鹿王”奖。
2003年07月25日，备受关注的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中国打火机企业获得了最终胜诉。这次胜诉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获得的首次胜利。周大虎作为烟具协会的会长，是这次反倾销一案中的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