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直到今天，提起在外企工作的每一天，柴燕琦依然神采飞扬。因为他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虽然“文革”贯穿了他的整个学生阶段，但在高中毕业后，他却适时地赶上了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FESCO前身)的成立，并成为其第003号员工
在当年的外企员工中，柴燕琦是少数的幸运者，在对外国商社业务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进入了“手把手”教新人的日本商社，在对业务日渐熟悉之后，他又进入了更能锻炼个人能力的美国商社。
由于表现出色，柴燕琦成为最早一批当上外国商社首席代表的中国人。几年之后，受职业发展瓶颈困扰的他告别了外企，远赴加拿大攻读MBA。此后，他又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创业道路，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尽述。
但无论说起在国外创业时的波折，还是回忆当年在外企时年轻气盛的点点滴滴，柴燕琦始终面带微笑。历尽千般，如今想来，在外企工作的日子，仍是记忆中最为闪光的一段。那里沉淀了他美好的青春岁月，记录着他刚刚踏上人生旅途时真诚付出的每一步。
柴燕琦说，在他们这些老外企人的心头，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外企情结，倒不是因为FESCO曾让他们成为那个年代“特殊群体”的一员，而是FESCO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锻炼平台以及种种机遇。“如果没有外企的那段经历，我的人生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精彩。”他感叹到。
今天，已是北京银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的柴燕琦，除了专注于他的投资、咨询业务外，还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外企海外联谊会中。“我们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最早一批受益者”，柴燕琦说，因此今天他们也愿意将自己的一切经验拿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其实，很多像柴燕琦一样的老外企人，如今已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远离故土，一直在海外辛苦打拼，但外企的印记已在他们心中深深烙下，永远无法抹去。
“白丁”优势
当年由于就读的北京二十五中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所以尽管“文革”闹得人心慌慌，但良好的学风还是让柴燕琦将心思放在了读书上。
“当时学校将我们这批人定为‘白丁’”。柴燕琦说，像他们这样在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而只是学习好的学生，就被称为“白丁”。虽然“白丁”是要挨批判的，但他们依然课上专心学习，课下组织各种文化小组，沉浸在文化学习的乐趣中。
高中毕业那一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正当柴燕琦准备迎战高考时，却由于肝炎的复发而不得不病休。无奈之下，柴燕琦来到香山养病。每天面对着清秀宜人的风景，日子似乎过得很慢，但柴燕琦不想浪费大好光阴，他又重新拾起了课本。由于父母从事外交工作的原因，他从小就喜欢英语，长大后又对外贸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在修养期间，柴燕琦一直坚持自修英语和外贸。
两年过后，柴燕琦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但他却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就在此时，他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外企公司”)正在招人，但由于筛选条件严格以及考试难度较高，很少有人能够通过。
明知道是“百里挑一”，但报名的人依然趋之若鹜。原因很简单，一旦被录取，就能进入令人羡慕的外国商社工作。尤其在那个年代，外事工作对于普通人而言，还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因此，柴燕琦决定试试。
1979年，刚刚成立的外企公司肩负着为外国商社选拔人才的重任。据统计，那一年进驻北京的外国商社已有100家。为了尽快满足外国商社的用人需求，曾有一段时间，外企公司几乎天天组织考试，选拔合格人才。
听说外企的考试还有打字这一项，柴燕琦特意把家里的一台简易打字机翻了出来，虽然这台老机器非常难用，不过这倒正好帮了他，因为考试时的机器非常好用，因此最后的考试成绩高出了柴燕琦预期的20%。
由于在学校的扎实积累以及病休期间的自学，柴燕琦的笔试成绩比较理想。在考试后的一周，他就接到了面试通知。柴燕琦马上告诉了自己的那个朋友，对方又一次提示他，外企公司的面试非常注重仪容仪表，他就是因为头发过长，而没有通过最后的面试关。
为了体现出艰苦朴素的作风，柴燕琦特意穿了一双大棉鞋、一身干净、朴素的衣服。回答问题时，也是分寸得当。果然，对于柴燕琦的综合素质以及仪表，面试负责人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最终他被顺利录取。
当柴燕琦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后，从父母到哥哥姐姐都很惊奇，因为他们此前并不知道此事，同时他们也不支持这个家中最小的孩子早早工作，在他们看来，柴燕琦应该读大学完成学业，再考虑工作问题。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和外贸，外企的工作正好符合我的兴趣方向。”柴燕琦说，在他看来进入外企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应该牢牢把握。
虽然说服家人花了不少时间，但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上，柴燕琦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从报名考试到办完成各种手续，前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21岁的柴燕琦终于走进了外企的大门，“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觉得当年的决定是明智的。”
日式训练
刚一进入外企公司，柴燕琦被分配到日本的住友商社。“因为我比较年轻，领导认为应该把年轻同志先放到‘友好商社’中锻炼。”柴燕琦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些日本人帮助过中国人，而这些人开办的公司后来被划分为“友好商社”。事实上，住友商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友好商社”，但由于他们的第一任北京事务处处长对待中国人极其友善，因此住友也被视为“友好商社”。
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对于日本企业而言，是一个庞大而极具诱惑力的市场。最初的三菱、三井、住友等日本八大商社扮演的正是“探路者”的角色——当年正是由他们负责向中国市场推销日本企业的产品。今天已被中国人熟知的松下、丰田、TOTO等日本品牌，就是由住友商社代理销售的。
与柴燕琦一批进入住友商社的外企员工有15人，住友商社的日本员工则是20人。由于中方员工是企业的新人，因此住友采取了“一带一”的模式，即一名日本员工带一名中方员工一起工作。
在日本商社中，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被称为“课长”，每个课长分别负责几个类别的产品代理。柴燕琦和他的课长负责推广TOTO和丰田汽车，此外还负责对一部分农产品的采购工作。
“刚开始我们觉得在住友工作，真是浪费时间。”柴燕琦说，那时觉得日本商社代理的产品都太高端了，中国人哪儿能消费得起呢？但在多年之后，他才意识到，日本产品之所以能在80年代之后日渐成为中国消费者心目中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就是因为有早期日本商社的大力推动。
柴燕琦记得在住友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同时，每个员工的工作自觉性都非常高，没有人会在工作时间闲下来喝茶、聊天。
而从一开始，负责带柴燕琦的课长就几乎是在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做事。例如，每天他会将一天的工作内容列好，然后告诉柴，你今天应该联系谁，打哪个电话，怎么和对方讲话，甚至如果对方不在，应该怎么应对，他都会一一教授。
日本人认真的工作态度给柴燕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日本商社对于情报信息管理的重视，也令他受益匪浅。由于当时还没有传真，因此信息的往来只能依靠电传。而日本人单单花在整理电传这一项的工作时间，每天就有一小时。他们会将收到的各种电传裁好，标上日期后分类归档。
这样做貌似费事，但却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在办公室里，任何一个员工接到一个电话，都能在半分钟内打开相应的文件夹，清楚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由于档案工作的完善，即使当事人不在，帮忙接听电话的同事也能在10分钟之内找到相应的文件，解决对方的疑问。
“认真、诚信、有组织、有纪律，是我在日本商社工作的收获。”柴燕琦说，那段工作经历让他至今也习惯性地保持了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甚至有时候我身边的人会说，你在有些事情上用得着那么认真、仔细吗？但是没办法，我在进入职场之初，受到的就是日式的工作方式训练。”
“和”而不同
对住友商社的第一任社长，柴燕琦一直留有不错的印象，“他是典型的日本人：中等个头儿、圆脸、戴个眼镜，性格温和、待人谦逊。”
也正是由于第一任社长的友好态度，在进入住友商社的初期，中方员工与日方员工之间出现的矛盾大多仅限于工作层面，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时两国经济体制和实力差异所致。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之下，柴燕琦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于市场和经商是毫无概念的，因此商社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
“一开始日本人对中方员工的工作能力有很多抱怨。”柴燕琦说，在日方职员眼中，很多基本问题是不需要讲解的，可这些中国年轻人连一点基本的市场、经济概念都没有。甚至从一些日方员工平日的眼中，他们已经能看到一丝蔑视。
事实上，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日本人有很强的等级观念，在他们看来，等级是使集体达到“和”的境界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强调主从关系，在每个集体中，下级必须无条件地谦虚、服从和顺从于上级。但等级观念对于像柴燕琦这样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在最初，中日双方的员工也因为这种文化冲突引发了一些矛盾。
“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而日本人的脾气是比较坏的。”柴燕琦说，但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他们还是想了一个办法：一旦双方发生不愉快的话，不直接与日方员工理论，而是将问题反映给社长，交由他处理，请他来出面协调。
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社长有时也会把中方员工请到他们的饭桌上去。那时候日方员工与中方员工都有各自的餐厅，因此平时都是分开就餐，但当社长发现某个中方员工与他的课长沟通出现问题时，就会把他请到日本员工的餐厅，边吃饭边化解双方的矛盾。这样不仅缓和了双方员工一度紧张的关系，也赢得了中方员工的尊重。
可惜不久，第一任社长就被调回日本总部。新任社长的脾气与他的前任完全相反，这点从中方员工送给他的绰号——“勃列日涅夫”就能看出。
一次，一名中方员工的新疆客户给他送来了一箱哈密瓜，在吃午饭前，他顺手将箱子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就餐完毕，他却发现箱子不翼而飞了。原来，哈密瓜被社长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下他们可不干了，经过商议，脾气最好的柴燕琦作为代表，出面与社长理论。“我平时和日方员工的关系相处得比较好，因此与他们争论问题时，对方很难跟我翻脸。”柴燕琦说，但即使这样，看到他直接走进社长的办公室，日方员工还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当柴燕琦理直气壮地把哈密瓜从社长的房间搬回来后，大家一致决定，先分吃几个，然后一人带一个瓜回家，剩下的全部砸烂、扔进纸篓。“当时我们特别气愤，觉得他们那么做是对我们中方员工的一种蔑视。”
事实上，根据当时的外事规定，外企职工应该“多请示，多汇报”，不能私自解决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柴燕琦和同事们还是会有自作主张的时候。“有些问题一旦报告上去，我们自己首先就要挨批。”所以那时候他们经常利用吃中饭的时间，商量对策，然后再统一行动。
尽情施展
在住友商社完成了一个职场新人的蜕变后，柴燕琦又被调入了一家美国公司。
这家名为卡尔8226;瓦克思的企业实际上是法国路易斯8226;大福集团在美国成立的一家公司。当柴燕琦第一次迈进这家美国商社的大门时，看到的是一番与日本商社完全不同的场景：
日本商社的办公格局十分有章法，一人一张桌子，所有职员按照职位的高低，从距离社长最近的位置一直排到门口。社长则高高在上，可以随时看到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日本商社的工作氛围也极其严肃。而在这家美国公司，你看不出谁是老板、谁是员工，工作中大家可以随便聊天、开玩笑，甚至可以坐在地毯上打电话。
更令柴燕琦惊讶的是，这家美国商社的老板是个大学毕业刚3年的女孩子，名叫罗丽莎。“她是一个典型的受美国教育长大的女孩子，聪明、独立又热情。”柴燕琦说，虽然她最初对中国市场并不了解，但凭借并不熟练的汉语，就跑到中国的各个企业去推销公司代理的产品。
来到这家美国公司的第一天，柴燕琦依然习惯性地等着老板给他交代任务。但他却发现，自己的办公桌空空荡荡。他找到罗丽莎：“我要做什么呢？”对方回答，你负责销售。他又问：“我负责销售什么？”罗丽莎说，公司负责代理的所有产品你都要负责，然后她打开书柜，把卡尔8226;瓦克思代理的产品目录拿了出来，说了声“祝你好运”，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当厚厚一摞的产品目录摆在眼前时，柴燕琦意识到，自己将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北美公司与日本企业完全不同，不会有人来教你做什么，更不可能手把手地指导你，否则就意味着看不起你。”多年之后，柴燕琦也逐渐领悟到这个新平台对他的意义，“在美国公司中，没有人会抱怨自己缺少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刚进入卡尔8226;瓦克思时，公司负责代理的产品共有20多种，从手提雷达测速器、水下电视、水下电缆到打蛋机、炸薯条机等，种类繁多。尽管对这些产品并不了解，但凭借之前的工作经验，柴燕琦决定从熟悉产品特点做起。
在查阅并搞清楚各种产品的性能后，他开始打电话推销，“当时自己也是估摸哪些企业可能会需要，有时候尽管对方不要，但也会告诉我可能有其他哪些企业需要，我就再打电话过去。”除了电话推销，柴燕琦还想出了主动投放产品资料的方式，为了更好地掌握客户资料，他还特意设计了回执，并准备了贴好邮票的信封，随同资料一起寄上。这一方法果然非常奏效，他收到了不少回执。就这样边摸索边干，他的推销业绩越来越出色。
渐渐的，柴燕琦认为他们可以扩展代理产品的范围。虽然罗丽莎觉得公司已有的代理产品数量已经够多了，但对于柴燕琦的想法，她并没有否定，而是放开手让他去做。
由于经常进出高级饭店，柴燕琦无意间发现了关于粗绒地毯的生意机会。当时，国内饭店刚刚有了评定星级的做法，而根据相关规定，饭店要想获得三星以上的评级，硬件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使用粗绒地毯。而当时国内的地毯厂要想生产这种地毯，就必须从国外进口生产设备。发现这一商机后，柴燕琦让罗丽莎回美国寻找设备厂家，自己在国内联系客户。尽管每台机器的售价高达300万美金，但由于市场需求庞大，他们共向全国各地的地毯厂售出了20台机器。
此后，在柴燕琦的推动下，公司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增加一个产品项目的代理，而随着公司业务的增加，员工数量也从最初的4人增至几十人。
1987年，罗丽莎回国成家，柴燕琦被公司任命为首席代表——他也是最早做到这一职位的外企员工之一。1988年，当柴燕琦因出国留学而离开卡尔8226;瓦克思时，公司的年收入已达到两、三千万美金，是他加入公司之初的整整1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