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村深化改革,发展农业现代化”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在中央农村工作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院长陈锡文看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改变先行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补贴激励机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非常重要。”在第二届清华“三农”论坛上,陈锡文再次强调。
主推适度规模经营
自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农业经营制度改革的焦点就集中在了农业部主推的家庭农场上。所谓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陈锡文看来,家庭农场的规模以百亩左右为宜。陈锡文解读的家庭农场主要是以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种植为主,考虑到南北方耕地的不同情况,他认为北方100亩、南方60亩左右较为适宜,东北地区土地条件好可以发展上千亩的家庭农场。这一规模数字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内部和农业部及一些政策咨询机构亦有人认同。
陈锡文解释,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究竟多大是合适的度,需要考虑实现这个度将要转移多少农民,转移出农业的农民如何实现新的就业。
他调研发现,上海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前几年平均规模为130亩左右,一户两人经营一稻一麦(或一季稻一季油菜),纯收入可达7万至10万元(亩均纯收入约700元),如果再代为畜牧公司养猪,还可增加纯收入6万元左右。
陈锡文算了一笔账,按照国土部新公布的全国耕地面积20.3亿亩,如果全国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扩大到100亩,那就只需要2000万农户,而现在全国承包耕地的农户有23000万户,其中18000万户还在耕种土地。要达到户均100亩的规模就需要转移出1.6亿户左右的农民。“这不是短期内可以办到的事情。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必须考虑二、三产业和城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和人口的吸纳能力。”
企业投资需谨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志雄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县域现代化农业发展高层会议上表示,目前土地经营上存在两种倾向,一个是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的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一个是大规模工商企业进入的公司化的倾向。“现在后一种倾向越来越强势。”
杜志雄个人倾向于前一种方向。“现在农业经营主体普遍性的模式是家庭经营,种植大户和家庭经营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是家庭成员为主的经营方式,利益链是非常直接的,比较符合农业自然家庭高度统一的特点。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也是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农场是主要方向。但未来的农业经营主体一定是多元化的。”
“有的人建议把土地租给公司,农民又能拿租金,又能接受公司雇佣拿工资。我们经过大量调查,这种公司租地的模式,80%的原有土地上农民无法接受雇佣,所以不适合大多数农地。”陈锡文表示。
对于像中信信托2013年10月发布的国内第一只土地信托产品——安徽苏州埇桥区的土地信托项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一位副局长陈剑波表示,他对土地信托如何运作还不十分清楚,值得尝试,但是很难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模式,关键是要看这个事情是谁在推动。他更担心的是,如此大规模的土地集中,操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该项目目前面积为5400亩,远期预计达到2.5万亩。
“现在很多地方把土地集中、组织一个企业,其实是政府选择的行为。是选择家庭农场,还是搞大型的企业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杜志雄表示。
陈锡文亦表示,新的经营主体应该多种多样,比如鲜活产品就适合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生产,而景观农业就适合公司直接租赁农地生产。这两种农业,相对于大田作物来说,用于生产的面积相对缩小不少,但是对于生产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改变补贴激励机制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6大任务中,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第一大任务,同时提出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在陈锡文、陈剑波、郭书田等人看来,我国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造成一些土壤污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陈锡文称,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要增加产出就要增加农药、化肥、薄膜等石油用品投入,农村环境将难以承受,农产品安全难以保障。
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的研究,目前我们大面积耕地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已经大量下降,耕地质量堪忧。
陈剑波表示,现在我国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方式就是多种数量、多拿补贴,直接刺激农民多施用化肥、农药等。在一些农业技术专家看来,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有利赠长,但是长期却会破坏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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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郭书田看来,关于农业补贴制度的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也研究了很多年,“看起来是很正面的政策,可是到下面层层扒皮,没有多少落到农民手里。”但是具体怎样改,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1月14日,财政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中央财政近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拨付2014年粮食直补资金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071亿元。财政部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尽快组织实施,制定科学的兑付方案,力争在春耕前将补贴资金兑付到种粮农民手中,并探索形成补贴资金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调动和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