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提出，六种情形人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包括“群众公认度不高的；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中有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有跑官、拉票行为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受到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纪处分影响使用的；其他原因不宜提拔的”。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央严管干部，十分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断向市场放权让利，社会活力得到激发，经济实现持续发展。但继续掌握着庞大管制权力的政府和存量财富日渐增加的市场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执掌着巨大权力的官员如能尽心尽职，科学合理做出决策，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改革30多年来，中国高速发展的核心秘密之一，就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具体表现为各级官员的努力。有专家把“地方政府竞争”列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动力源之一，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如果官员是庸才，尸位素餐，那就必然拖累地方的发展，甚至将小问题拖成了大事件。如果官员心术不正，只想借位高权重，谋取不当利益，那最后影响的不只是个人前程，而是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乃至全局的利益受损。近10年来，这三类官员都有充分的表现，足以让全党、全国深刻认识到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始终将官员选拔、任用和监督视为治国之关键，“吏治”是中国政治运作的恒久主题，而“吏治”的核心就是“治吏”。进入现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重大变化，官员从为朝廷效命，转为了为人民服务。“公仆”的身份和相应要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的共识。但观念的转变固然重要，实践上行之有效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加大力度，打击贪腐腐败，“老虎”“苍蝇”被查出不少，既说明部分干部对职务和权力的认识存在偏差，也说明现行的干部管理体制在选拔、任用干部上存在漏洞。
《条例》首次提出两种干部不得作为考察对象，一是跑官、拉票的。跑官、拉票的官员不管出于希望有所作为，还是对权力的爱好，或者对利益的追求，在尚未形成竞争性官员选拔制度之前，本身都属于内在的“违规”。因为一旦权力可以“私相授受”，则买官卖官将泛滥开去，结党营私、盘根错节的格局也将自然形成。近年来揭露的各种窝案，都证明了这一点。
《条例》新提出不得提干的另一种干部就是民间所说的“裸官”，即一人在国内任职，全家却已身在境外。在社会舆论中，这类官员是最刺激国民神经的，因为官员对家庭成员的安排直接挑战了国家公务员的政治伦理，且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公务员特别是掌握部门或地方大权的干部，必须忠诚于国家和人民，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官员的要求。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的干部具有“双权合一”的地位，既是权力的执掌者，又是权威的体现者。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中国人要求官员德才兼备，看似给官员树立了过高的标准，其实说明民众始终认可官员道德标杆的地位。中国人服从政府和官员，不只是因为强制性的权力，更多的是相信政府的宗旨和官员的操守。各级官员必须对得起民众赋予的道义信任，否则将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如果一个干部家庭成员的安排上选择了放弃自己任职的国家，那在其职务行为上，还会忠诚于这个国家吗？将所有家庭成员都转移到国外，是否意味着这位官员本身也在为自己脱身进行准备？其职务行为是否存在着严重违规？更有甚者，其在境外的家人和财产，特别是其中不可告人的内情，会不会成为某种“人质”即政治筹码？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会承认，至少在逻辑上，这是可能的。
在选拔和任用干部的体制总体上尚未取得突破的情况下，优化选拔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行为引导，还是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做到充分地发挥干部主动性和积极性，避免和防范各种不当行为，最终还得靠政治体制的改进和完善，尤其是对公共权力配置和使用的规范和制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干部选拔和任用的体制价值完善是这一“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