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的本质是管人，更准确的说是管理人心；而营销管理的本质就管理“需求”，使企业能够得到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但在此过程中，矛盾也日趋激烈，城管和小贩的冲突已经常态化；大城市中的抢夺、抢劫、偷窃案件频频发生；社会上由于一些不公正的事件的出现，导致报复性暴力事件不断上演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几年前，有人开玩笑说：除了伊拉克，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广州火车站。虽然是玩笑，但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目前城市管理的失望和一丝无奈。
据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说：“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
深圳的治安为什么乱，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李铭局长认为，流动人口总量失控，具体管理缺位，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深圳的治安要从根子上解决，就是要解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无业人员长期在深滞留等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深圳治安永无宁日。
李局长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后，大城市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2003年,深圳的人口是700万人，现在是1400万，平均每年增加100万，刚好翻了一倍。“每年增加100万,深圳有这么多工作机会给他们吗？”李铭说：在2008年，深圳的流动人口1100万。去年，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深圳的流动人口还是增加到1200万，又增加了100万。今年统计到现在，已经登记了1180万流动人口。采集率只有60%到70%。如果全部采集,流动人口总数可能达到1300万。
他说：“一个城市，人口以每年100万的基数在增,怎么管？在香港，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增加，比深圳还乱。”
这就是出自一个地方管理者的话语！佩服！！
广东的外来人口总量3000多万，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不可否认，流动人口使得城市管理的难度加大。
这些笔者也深有体会的，以至于都不敢去一些关外的某些工业区。前段时间，一个大学同学来深圳出差，住在关外某个工业区附近的酒店，笔者晚上真不敢前往去看他。因为开车去怕被抢车；坐公交怕在车上被偷被抢夺；下车后又怕被抢包、抢手机。记得有一次，在跟一个朋友通话时，突然没有了声音，过了几分钟，他用路边小店的公用电话打给我，说手机被抢了“一半”。我问他什么意思，怎么抢了“一半”？他说，手机是翻盖的，因为把手机的“下半部分”抓得很紧，只被抢走了屏幕，按键的那“一半”还在他手中。
由此可见，某些区域治安的混乱是怎样的“触目惊心”了。
局长所说的“无业人员”可能是这些事件制造者的主体——来到深圳找不到好工作或者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而深圳的生活成本又高，怎么办？两条路：一条是流浪、乞讨；第二条是铤而走险。来深圳打工的人群基本是年轻人为主，即使是成为了“无业游民”也很少会选择乞讨、流浪的，所以，一些人只能选择铤而走险了。为什么不回家？很显然，回家一样改变不了局面，请问，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难道来深圳打工之前，他们就想好了要铤而走险吗？显然不是。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这到底是谁的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好山河里，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找的工作还不够糊口，那我们的地方管理者又怎么能把一切责任推给他们呢？
就算回到家里，遣返回原籍，但这些地方管理者们可以去看看现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些村落、乡镇、县城，那些地方的治安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难道还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问题总会有的，没有问题，没有矛盾，就不用城管和警察了，也就没有了发展的社会和世界。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最浅显的道理。
好，以下就营销管理来简单谈谈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page split---| 营销研究需求，营销管理要控制需求。
首先，也就是没有一点新鲜感的：“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说了很多年，但不要仅仅喊口号，而是要执行下去；要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并满足这些需求，是起码的要求，更不用说怎么去“服务”于这些群体。总书记说，要劳动者体面的工作。但如果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就赶回原籍，到底是解决问题还是回避矛盾？连工作都不让了，还怎么体面得了呢。很多打工者的要求并不高，他们的真实需求就是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当然也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和适当的待遇。
其二，是要控制需求。控制企业的“需求”才是根本，利润第一无可否认是企业生存的第一法则，但为了企业利益拿员工的生命安全当筹码就不是什么原则和法则了。不是任何的需求都要满足，最大限度的满足，而是要循序渐进、从长远的企业稳定、发展来考虑。比如新产品上市，不是一下子就全面铺开，热情给刚过，便造成市场萎缩，回天无力。
其三，制度管人，也需要人文关怀。郭台铭说富士康是全球管理最规范的企业，但最规范企业变成了员工接二连三的“离奇死亡”，是不是很具讽刺意味。最近报复性暴力事件不断出现，这不是加大处罚力度就能够解决的，人家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你怎么处罚他？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职能部门能够完全解决的，其本质是：社会转型时期，从金钱主导的价值观，到现在混乱的价值观，一些人已经搞不清楚活着的意义，活着为了什么。可惜，连一些管理者也迷失了方向，价值观紊乱了，这才是“悲剧”。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相信别人8226;8226;8226;8226;8226;8226;不但大人一样，还教育小孩子也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再信任了，遇到太多的欺骗，条件反射了。这样的局面就是：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大家互相不信任，恶行循环。
想起最近看的一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不想干活，无钱吃饭，就在脖子上挂一块牌子，上书：母亲病了，求10元钱买药。一个老人路过看到，给了他十元钱；过了几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看到这个年轻人，年轻人的牌子变成了：被小偷偷了钱包，无钱回家，求10元零钱。年轻人看到了老人，显得有些不安，老人上去给了年轻人一些零钱，走的时候问了一句：你妈的病，好些了吗？
年轻人愣了几秒钟，深深的点了一下头。几天之后，当老人出去附近办事，再次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那块牌子上写着：本人初中毕业，吃苦耐劳，求一份工作，苦力也可。
一句人文关怀的话，好过百句责骂和呵斥，但却更能震撼人心！
其四，要“疏”而不是“堵”。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古训，咋古代也有典型的案例。大名鼎鼎的大禹治水，不就是这个道理。每年黄河泛滥，淹死人无数，在大禹之前，都是堵，但谁也没有治好黄河。放在如今的城市管理，如果在家里可以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还要跑出来，跑出来就是为了奔一个理想的前程。而管理者因为他们找不到好工作，不是想办法为他们创造条件，而是赶走，眼不见为净，这不是掩耳盗铃的勾当吗？！
温总理在2010年新春致辞中说：“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某些地方管理者用这种“清除”的方式来解决城市管理的问题，无疑是跟中央政府的思路相违背的。
要真正的重视民众，就如同企业要真正重视消费者一样，不是口号，不是冠冕堂皇的形式，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从政策、支撑、制度、服务、执行等等为消费者，或者说把消费者（民众）当成“衣食父母”，而不是只挂在口头上。
笔者的几点想法：
第一，从制度到行为。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所以在在制度上达到规范，只是最基础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年前，也有非常不好的陋习，比方说，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争先恐后等等。但后来，制定了一些管理制度，进行规范，慢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些行为是不好的。
上周，香港的货柜车司机在神深圳肇事逃逸，致以母子一死一伤，为什么？在香港他们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在内地他们敢，就是因为制度不完善，而不是不严厉。
第二，从行为到习惯。
西装袖子下面为什么要有扣子，仅仅是装饰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拿破仑时期，那些贵族们经常会拿袖子擦鼻涕，所以，西装袖子下面的扣子，当时是为了不让贵族们拿衣服擦鼻涕而缝制上去的。规范了行为，久而久之就可以形成良好的习惯。
第三，从习惯到文化。
文化很虚吗？一点也不虚。中华文明5000年，也有很多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我们身处其中，一代又一代。微软前中国区总裁唐骏谈微软的成功，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样说道：“我心目中对各类企业有个归纳：三流企业靠人才，如果一个企业太依赖于某个人的话，它就只能算做三流企业。二流企业靠机制，机制会把人的作用切成无数的碎片，因此谁走了都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一流企业则是靠文化来管理的，机制不能挖掘出人的潜力，但文化却能做到。我到了微软以后，感觉微软比我想象的要深奥得多，它是靠一种文化在管理着。”
中国文化精华源源流长，为什么就不能以此来打造凝聚人心的最高“标准”和“平台”，反而，看到最多的是新加坡和日本对中国儒学等文化凝聚力的驾轻就熟。
甚为遗憾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