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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企业普遍感觉资金紧张。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显示，截至7月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8.79%，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同比却减少了55亿元，继今年1月份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虽然去年7月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同比减少62亿元，今年同比减少额似乎还比去年同期少7亿元，但原因截然不同。去年非金融性公司存款一度减少，是因为资产市场火爆，不少企业选择将银行存款转为投资理财产品，那不是资金短缺，反而是资金充裕的表现；而今年7月份出现的非金融性公司存款减少，原因是企业资金紧张，且融资困难，部分企业不得不从银行结算账户中提取资金应对日常运营所需。而在各类企业中，中小企业又对资金紧张感受最为强烈。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问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规定新增信贷规模只能用于“三农”和中小企业、浙江推出中小额贷款公司，等等。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我们倘若指望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资金荒，那肯定是徒劳的。 中小企业资金荒之所以不可能彻底解决，原因是多方面的：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银行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优先选择大企业；“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资金荒等于是无限制地鼓励道德风险……最重要的是，中小企业资金荒是目前微观层次流动性短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种微观层次的流动性短缺又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决定的。 与去年宏观、微观两层次均流动性过剩不同，今年的微观层次流动性短缺与宏观层次流动性过剩并存。除了企业决策失误(典型如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咎由自取之外，就总体而言，宏观层次流动性过剩与微观层次流动性短缺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说，正因为宏观层次流动性过剩，才造成了微观层次流动性短缺。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央银行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遏制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失控而开展的冲销操作。由于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高额“双顺差”，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居高不下，外币结汇和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持续高增长，给国内带来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风险。为了消除这一风险，人民银行必须收紧货币政策，实施了从公开市场操作到提高法定准备率、加息等一系列冲销操作，其最大副作用就是可能使国内银根相对紧缩，殃及其它产业。在某些情况下，中央银行冲销操作会将利率推到几乎所有实质经济部门都无法承受的高度，以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自毁”(self-destructive)。有些舆论称“宏观调控误伤中小企业”，似乎执行这些宏观调控措施本来可以避免企业资金过度紧张，其实不然，执行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必然要带来诸如此类的副作用。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常将我国开放经济建设的成就引为自豪，但我们必须牢记，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机会，也有额外的冲击，还会在相当程度上束缚我们调控的手脚，因为不少在封闭经济下有效的调控措施在开放经济下的效力会被逐利性资本流动等因素抵消。类似目前这种宏观层次流动性过剩与微观层次流动性短缺并存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面对。1994―1997年间，面对外资大规模内流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回收中央银行再贷款来冲销通货膨胀压力，取得了一定效果，结果也是国内经济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紧缩。 既然目前微观层次的流动性短缺源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那么，只要经济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改变，我们为解决微观流动性短缺问题所能采取的合理措施最多就只能是缓解上述问题；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等到市场基本面转变，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显著减少，使得人民银行无需诉诸严厉的冲销操作。我们不能指望中小额贷款公司之类措施彻底解决问题，但我们可以指望这些措施在市场基本面转变之前维持局面不至于过度恶化，从而为市场未来的复苏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