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急剧恶化的次贷危机正在给中国创造扩大进口的良机，扩大进口的对象包括我国需要的大宗初级产品、我国暂时不能自制的技术装备，以及其他原料和半成品，这种机遇来自中国强大可靠的支付能力、宏观经济对外平衡的需求和众多国家陷入危机急需竞争出口市场的现状，而要抓住这个机遇的具体内涵，不仅包括互通有无满足国内需求，改善国内经济结构，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也包括借助这一机遇为我国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好的国际经贸规则。为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确定经济安全目标必须适当，不可过分，这一点在农产品领域尤为重要。在世界性粮食恐慌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上下对农产品贸易的安全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国内大豆(资讯,行情)产量连年锐减而进口量激增的局面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然而，我们确定经济安全的目标时不可脱离实际，而我国最大的国情实际就是地少人多，至今全国耕地总面积仅剩余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一亩半；如果盲目追求大豆生产国内自给，目前进口的大豆数目就需要大约2.5亿亩耕地方能生产出来，我们显然无法如此奢侈地使用有限的耕地。在确保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对我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而言，大豆等农产品（特别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意味着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改善，也正符合我国扩大初级产品和国内暂时不能自制设备进口、抑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追求宏观经济平衡的方针。我们不是要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完全放弃农业，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在这个环境中、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我们的效益。为此，在国内，我们应在有秩序扩大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方针下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高增值农业，从而兼顾增加就业和提高收益双重目标；在国外，我们应大力向海外（特别是地广人稀且其农产品为我国所需的国家）输出农业劳动力。 其次是扩大高技术装备进口应该伴随着其进口方式和进口内容的升级。加工贸易主导特征在机电产品贸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大量进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经过廉价劳动力的简单组装，然后大量出口，以至于电子元器件贸易存在上千亿美元的逆差。即使是在追求平衡国际收支的背景下，我们也不能认为这种逆差对我们是好事，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改变这一特征，提高一般贸易在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中的比重，让机电产品进口更多地表明我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简单组装规模的扩大。与此同时，在扩大机电设备进口方面，以往的教训是单纯注重引进硬件而忽视消化吸收，导致我国对国外的技术落差未能因引进而缩小，出现“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有鉴于此，我们要增加引进技术和设备消化吸收预算，包括引进专家。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第三，我们扩大进口需要与发展海外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海外投资结合起来。在外汇储备居高不下、人民币汇率长期内将持续升值的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正处于大发展的进程中。迄今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海外投资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这自有其道理；但从中长期来看，我们在制造业领域的海外投资意义至少同等重大。 第四，我们在扩大初级产品进口方面需要摆脱“追涨杀跌”的误区。目前国际大宗初级商品市场的暴跌不是我们放弃巩固这类商品进口来源的理由，而是恰恰相反。在较长时间跨度上度量，初级产品价格必将螺旋上涨；既然我们现金相对充裕，无论是投资开发海外资源，还是直接进口，我们都有必要奉行反周期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我们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性风险，并借此取得其他方面的利益。从这个视角观察日前与俄罗斯达成的长期能源供应合同，自可理解其意义所在。在近年的初级产品价格牛市中，我们国内上马了不少矿产开发项目，但我国总体上还是一个矿产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内矿产即使储量丰富，与海外矿山相比，品位往往较低而开发成本也太高。所以，在目前的和平时期，不宜过多地开发使用国内矿产，而是应当优先采用海外矿产，一方面避免了提高下游产业成本，另一方面，在商品价格下跌的时候，国内矿产可能丧失盈利能力，开采规模过大，亏损和冗员的包袱就太大了。我们对国内矿产目前应逐步调整到维持适度生产规模（但在勘探和必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不要节省），即使遇到商品市场熊市也要维持一定的投入水平，这样，待到我们抢先把海外同类资源使用将尽，国内留存资源的市场价值就会上升很多，开发的经济性相应提高很多。如果国际形势动荡，或是到下一轮大宗商品牛市，这些留存的资源也是我们手里的牌。 第五，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扩大进口的机遇为我们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至今社会上对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关注较多，其实后面两点更加重要，也是决定国际贸易定价权的基础。如果说出口的增长往往伴随着与进口国相关产业界、第三国同行之间摩擦的增长，那么，只要规模足够大，一般贸易进口的增长通常会给一个独立自主的进口国创造对外界施加影响的工具，这种影响甚至包括其国内法的域外管辖，这一点在竞争法规的域外管辖中体现得相当突出。对于一个一般商品的进口大国（如美国）而言，要对一般竞争性商品生产商实施竞争法规管辖权相对容易。因为，为了将来能够继续在该国市场销售产品，大多数境外当事人都会接受处罚，他们在该国范围内一般也有子公司或财产可以用来执行竞争法判决。即使是对有限制竞争行为的外国人科以刑事处罚也并非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些因限制竞争而获罪的外国企业高层思考角度与一般刑事罪犯不同，为了未来能够自由出入该国，他们往往会选择自愿到该国接受监禁处罚。正因为如此，数十年来，美国积累了不少关于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问题的案件。1990年代以来，在判罚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案中，涉及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的案件占绝对多数。我们无需追求如同美国那样霸道的行为方式，但是，充分利用扩大进口的机遇制定、推行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这是完全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