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注】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行，为此，一些媒体就会议的主题这两天对我进行了采访，下面是主要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重振增长”，会议将通过“五大议题”来探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一是“去杠杆化”世界中的新型商业模式；二是绿色经济中蕴藏的机遇；三是重新思考亚洲发展模式；四是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五是以创新满足社会需求。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五个方面各有侧重，但释放的主要信息就是力图纠正过去世界经济失衡的发展格局，并探索下一轮健康有序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 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三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问】“去杠杆化”的世界会不会影响“全球化”的程度？ 【答】我想不会。它是世界对“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回归”。但是，在世界重新格局的变化中，也就是说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布局中能否将自己的增长模式再上一个台阶，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 对上游产言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 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 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要素市场管制的战略,比如，金融抑制的方法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或者油价、电价等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效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要素市场竞争力”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它的繁荣与否与这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培育的程度以及企业全球化战略运用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欧美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一直以来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 于是，中国在下一轮的新商业模式中，到底是继续留在“中游”发挥价格竞争的比较优势呢，还是利用这次“全球化”的新布局来加强自己自主创新、市场培育的软肋，去挑战欧美“垄断”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呢？这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识和齐心协力的奋斗，更需要在“竞争残酷”的国际市场上拿出“智慧”、“勇气”和“实力 ”！ 【问】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为我们下一轮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教训？ 【答】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就是要重新构建“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并由此推进和优化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和分歧目前依然存在（比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等），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引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出贫困的低谷的最好途径还是需要有效地利用好“全球化”的环境。当然，在目前欧美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最近“美元”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新兴市场需求庞大的大宗商品价格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黄金价格近日节节攀升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可能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应），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这方面，来自“金砖四国”的挑战更为明显。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应该要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这是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问】亚洲发展模式是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老师，你也长期关注亚洲的发展，你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目前金融风暴对东亚的冲击，尤其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影响是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影响的是支撑东亚高速发展的出口增长，其次就是被牵连的企业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一直以来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以市场主导的发展理念，甚至亚洲传统的文化，都无法使它们成为替代外需的主导因素。 亚洲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和“美国市场模式”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使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金融体系功能崩溃的局面，但是，东亚各国外汇储备保守的投资方式（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由此带来流动性的恶化后果让亚洲各国深深地感到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这里就产生了深刻的迷茫：一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亚洲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很多亚洲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创新的信息生产成本会不会因为透明度的提高让财富掠夺的竞争对手“搭了便车”；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培养一批能够肩负高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如何设计一套与美国现在所为股权激励模式完全不同的奖惩模式，从而弥补亚洲金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过多依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弊病，另外，全球化事实上带来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亚洲今后如何保证健康的合作，还是自身发展内需主导的“自立” 模式？等等，这些都是亚洲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亚洲之所以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中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支撑了美国信用膨胀和消费过度的失衡格局，美元结算和世界产业分工不断进化的结果――东亚制造出口（石油美元也同样）又加剧了美元财富回流美国的流动性过剩状态。于是，导致了全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本国的财富与美国市场紧密相连从而承担了这场危机时候所扩散的风险。而且，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收益”（前期出口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后期经济硬着陆和外汇财富缩水的弊处）的严重背离。“开放”所带来的全球双赢的结果和经济“失衡”所带来的痛苦与无奈交杂在一起，这让亚洲产生了从来未有的发展的迷茫和探索未来合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今天奋起阻击金融风暴的决心和力度让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让亚洲各国对未来发展产生了乐观的预期。尤其是中国政府目前为了摆脱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所产生的尴尬发展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也成了今天亚洲各国学者间热烈探讨的话题。基于作者这段时间来对亚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亚洲除了防范金融危机的“被动合作”模式以外，还应该为亚洲财富的管理和增值创造积极的合作投资模式。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目前尚未形成，以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或亚洲货币来替代疲软的美元和欧元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考虑到亚洲已经拥有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资产，我们提出了向人民币国际化（或亚元模式）“目标迈进”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和“亚洲共同基金”的构想： 所谓“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也就是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业务，通过一定监管模式和区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而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的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他与美国国内（在岸）市场的最大区别是不受美国利益至上的美国监管模式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影响，由亚洲自身来监督投融资的行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财富寄放在华尔街被无辜滥用的可能性。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业务”，提高金融产品的开拓能力，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的状态，培养一批自己信得过和能够有效监管到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让中国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适应风险并能融入国际规范的“金融文化 ”，这样所创造的金融生态环境恰恰是未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或亚元经济圈）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增强美元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和加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出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基金池”（称之为“亚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风险配套的共享原则，并在各国有序不乱的轮流管理下进行更广范围的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资运作。不再是紧紧拿出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的那种过分强调资产的流动性的被动运作方式，比如只能买美国国债等，而且也能绕开很多阻碍正常投资的非经济因素。真正让亚洲各国带来“双赢”的效果。而且，亚洲共同基金投资的良好绩效反而能进一步加强亚洲为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实力，再也不会出现韩国对亚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问题。中国应该主动在这方面和亚洲各国政府、业界和学界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合作，为未来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问】最后，你能否跟我们说一下在目前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怎样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让政府用来救市的“输血管”转变成企业和消费者自身健康“造血”的良性循环机制？ 【答】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产业政策先行。即政府先定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之后财政政策进行扶持，而后企业受惠。受惠企业往往局限在一些国有大企业上，这些企业比较容易得到资金。中小企业距离政府部门比较“远”，很难拿到资金。尽管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启动快，有时效果也很明显，但是造成的同构现象（比如，各地纷纷搞新能源、生物技术等等）、恶性竞争（破坏质量、破坏价格）、寻租行为等结果，使得创新成本太大，而作为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往往排斥在创新门户之外，即使受益，也要在国企的“搭桥”下获得项目投资的机会和有限的资金补偿。显然，在危机之下，中小企业由于以往定位的产品附加价值偏低，而新增投资机会又少，所以，抵挡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于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会发生――由于民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必然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资金错配”、虚拟经济“虚假繁荣”的危险局面（人人都来抢吃“面包”，但做面包的人却越来越少，总有一天大家会因为这里的面包“代价”太高而纷纷撤走资金，从而造成像日本泡沫崩溃那样的悲剧）。为此，中国政府要思考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既可以给一部分大企业一定的资金以进行内部创新，也可以发展美国那样靠外部市场的创新机制以扶持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我想对政府说，中小企业在进入创业板的时候应该“宽口径”审核：国家可以根据专家的报告指定产业发展方向，让更多从事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创业板，哪怕有些企业没有太大的资信条件，哪怕它有的只是隐形的资产，只是一张设计图纸，也可以让他进入市场融资平台。至于投资者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他们，要像美国一样通过市场选择，通过大量的专业化的团队，让他们在大批的企业当中挑选精英。但是对投资团队要严口径，要严格审查投资者的资质，不要让投资团队中夹杂大量的散户进入创业板。日本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它们的纳斯达克在2005年关闭了，当初成立是为了给中小企业融资，但后来这个市场中充斥的都是投机资金，大量散户冲进这个市场，把股价炒得很高，让很多没有增长潜力的企业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融资圈钱，最后一些好企业反而被赶出了这个市场，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创业板需要有慧眼来识金的投资团队进来，而让大量追涨杀跌的散户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会导致新生的创业板走向歧途。所以，中国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定要在投融资的“准入门槛”平台设计上有所突破，让真正的金子在独具慧眼的淘金者面前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