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严重下滑并陷入衰退，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采取超常规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手段保经济增长，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方向，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要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两只手”的各自比较优势和相互协调配合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抓住时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为国家长治久安创新体制保障。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 世界银行曾指出：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也是不行的。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不受监管的市场经济是多么可怕”，“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 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需要根据两者的功能和边界进行常态把握，更需要结合具体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实际有所侧重的妥善取舍。历史经验表明，各种形式和不同内容的危机都会给政府的改革创新提供契机。在重大自然灾害、传染疾病疫情发生或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等特殊时期，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宏观调控功效。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困难时期，政府的救助往往是经济和社会最直接、最迅速、最有效、最后的“稳定器”。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得不好，就会糟。”他还说：“在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可以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 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在实际工作中关键是要把两者结合好。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分析世界经济发展最新动向和长期趋势时指出：“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这是短期的“救火”措施而非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1998年香港政府进场购买股票与改定规则，欧美国家有些人过于“操心”，指责说香港偏离了自由市场经济，但一年后就没有什么人攻击了，香港政府也陆续出手了手中的股票。同样道理，中国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的做法，是特殊困难时期的特殊措施，而不是常态。政府采取的一切调控措施，其本意都是要以辅助市场的自我恢复机制发挥作用为宗旨。我们不能由于紧急或危机状态下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对于有些人对市场经济提出质疑，认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错的，甚至提出应该让计划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不负责任的观点，也需要进行纠正。 其一，既要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还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决不会把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对立起来。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也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公平、可持续。我们需要既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又需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我们既要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宏观管理要体现出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还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前进方向，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 其二，既要有国家大规模的财政投入，还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间社会资本的投入。从国家扩大投资政策的范围和指向来看，这是基于我国国情且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正确选择，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既赢得了时间又争取了主动。在外需严重下滑和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把扩大内需的着眼点放在投资扩张方面，而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投资扩张更主要的表现为政府投资扩张。因此，政府的政策如何启动市场力量应该成为考虑的重点，而短期不得不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应避免过度甚至取代市场，同时也要考虑“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运行恢复常态时的“淡出”安排。政府投资的持续性及政府投资的“独角戏”能否引起民间投资和社会资本的跟进投入，将是决定中国经济复苏轨迹的关键内容，这些也是决定未来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 其三，既要有短期和临时性的消费刺激措施，还要解决内需的长期发展和持续增加。上半年消费者信心指数逐季回落，防范性储蓄动机增高，使得居民有钱不愿花、不敢花，从而抑制了现期消费增长；证券市场波动过大和财富效应消失，也影响了一部分股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进而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下半年来，伴随着经济出现企稳迹象，消费者信心指数逐渐回稳。从短期来讲，政府采取的发放消费代金券等临时性措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作用有限，具有短期性和不可持续性。因此，从长期来看，更重要的应是解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层面的障碍，以促进就业为依托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实现内需的可持续增加。 其四，既要有调整和振兴的产业，还要尤为重视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在当前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需要调整和振兴若干重要产业，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增加政府的投资力度。增加供给的方式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主要渠道是搞活企业，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激励。其手段通常都是减少政府对于医疗、教育等服务性行业的过度管制，减少税收负担，增加经济自由度。我国服务业长期的落后和服务业务比重低的原因与政府的长期管制有着密切关系，教育医疗领域应当成为开放的重点。在提高政府对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机构的投入的基础上，加快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行业和医疗行业开放步伐，吸引民间资本向这些行业流动。 其五，既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注重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保增长的目的就是要保就业，把促进就业作为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标，使就业真正成为既是优先于物价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更是民生建设的首要社会发展目标。围绕就业问题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围绕就业问题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方向。把城乡失业率或城乡就业率纳入国家宏观调控的指标，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关键约束性内容。制定统筹城乡的劳动就业优先发展行动纲要，加快建立城乡对接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施新的促进中小企业大发展的“城镇化行动”，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加快设市来增加就业资源。实施新的促进各类人力资源发展的“国际化行动”，在开放中建立并扩大国际就业的通道。对城乡“小摊贩”经济应当鼓励和适当放开。把民生欠账的压力变为建设的动力，下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保障体系，争取在本届政府任内，能够在民生社会保障领域有重大的制度性突破和建树。 其六，既要完善优化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还要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新秩序的重建。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的分化调整契机，优化国家战略储备体系中的实物结构和货币结构，化解国家外汇储备风险。更加积极的开展经济外交，积极参与重大国际变革行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G20等重大国际舞台上，提升“中国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影响力和在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