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的流氓行为 涌向世界的“中国流”



最近有很多媒体记者都在问我对腾中重工收购悍马一事的看法,我一般都回答说:我在《中国流》一书中已对此作了明确回答,大家可以从书里找到答案。

 中国在世界的流氓行为 涌向世界的“中国流”

腾中重工的海外并购,让许多人感到不理解,市场中也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其实也不只腾中重工并购悍马一案,包括近期的中铝收购力拓、吉利收购ASI,乃至较早一点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联想并购IBM电脑事业部、TCL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等事件,这些看似个案的“小石子”,都曾一次次在中国市场里激起轩然大波,我想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些事:如果只是把腾中重工、中铝、吉利等企业看作是一只只孤立远征的“角马”的话,那么它们的前途是不好评判的,它们未来能否平安走过坎坷艰险的路途也未可知;但如果把它们看作是中国远征“角马群”队伍中的一个个成员的话,我相信,这种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远征队中的单个个体可能会有遭遇风险的可能,但这只队伍的“种群”,一定会到达世界市场的顶峰!

《中国流――改变中外企业博弈的格局》自出版以来,许多人都对“中国流”这个名字感到好奇,问我它的含义和来历。实际上,“中国流”虽借鉴于围棋术语,但却很好地表达出了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它是“中国式困局”、“中国式并购”、“中国式战略”、以及“中国式潮流”的多层含意的递进与融合。

首先是“中国式困局”。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产业链上进行博弈的三十年,博弈的结果,是中国企业陷入到一个严重的困局。

在描述产业链国际分工模型的“微笑曲线”中,中国企业多处在产业链的底部――低附加值、低利润的加工制造环节;而欧美国家的企业则处在产业链的两端――高附加值、高利润率的技术、品牌和渠道环节。一条产业链上的利润是恒定的,这就意味着链条上的不同企业在其中分得的利润一定会彼多此少,这就要博弈,看谁能在产业链上占据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靠的是“比较优势”――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欧美企业的优势在于掌握着产业链的核心技术与渠道品牌。这种博弈的结果不言而喻:中国企业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少,整条“微笑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下凹。

资源、环境、劳动力这些要素是中国在产业链上博弈的本钱,本钱越多,竞争起来的底气也就越足。但必须看到,中国的煤、油、水等资源,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技术水平,大约只能坚持30到5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差不多快用完了,10年之后低劳动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的环境约束也将成为不可逾越的瓶颈:有环保组织测算,以水气污染为代价的环保代价已经占到我们GDP的5.8%左右。这就是说,再过30年,中国的环境资源面临枯竭,到那时想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都不可能,连苦笑的机会都没有,拉美化的噩梦可能在中国重演。

为了摆脱困境,多年来中国企业也曾经做过很多尝试。开始时是用合资建厂来实现技术转移、引进品牌,结果是外方一旦合资实现盈利就要独资。而市场换技术也成了一方情愿的泡影,结局是换来了落后的技术,反而丢了自己的市场。中国面临的困局已非“引进来”战略可以解决,必须转换思路,另寻他法。

而“中国式并购”,正是解决这一困局的路径所在。这个路径里面又包含着三重含义:一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二是要抓住“机遇”走出去;三是要有目的、有准备地走出去。

“走出去”是“引进来”的一种逆向运动,这条路对中国企业来说并非一帆风顺,很多探路者有可能会变成为“先烈”,但中国企业仍必须要走下去,因为它是解决“中国式困局”的必由之路。中国企业就应该具有一种“角马精神”,像角马那样无畏征途上的艰险,不惜牺牲个体生命去远征,才不至由于国内的资源枯竭而困死家中,才能把整个的中国制造业的“种群”带到世界产业链的顶峰。

当前发端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试图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不啻是一次“百年一遇的机会”。它不但对改变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局有所帮助,而且可能给全球产业链的重新调整带来机遇,甚至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中国企业须要牢牢把握这一机遇,组成精干的远征队伍出海并购。

中国的并购远征队中包括了三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体制企业。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走出去”方面相比,具有资金实力强,容易获得政府和银行支持等优势;但它也具有明显的缺点,如决策慢、激励约束不足、人才不足、在国外并购阻力较大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处于资金少、受扶持也少的劣势地位。但民营企业也有明显的优势:如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决策快、在国外收购的阻力小等。目前,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中国远征队中的“尖刀营”。

海外并购的目标主要包括三大类:资源类企业,技术类企业,品牌与渠道类企业。作为制造业大国,资源短缺已成为中国的硬性约束,中国已成全球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大买主”,故此中国应该从源头上去掌握资源,收购一些掌握资源的海外企业;技术类企业是第二类并购目标,现代制造业是建立在现代高新技术发展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后发国家已很难追上,如何来缩小这种差距?最好一个办法就是去收购这类企业的股权。第三个目标是西方国家的品牌和渠道类企业。品牌是消费者用钞票投选出来的胜利者,渠道是影响市场消费趋势的重要途径,这些都是中国企业目前需要去并购的对象。

PE是中国远征队的超一流同盟军,利用好PE可以有效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弘毅投资携手中联重科成功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式并购”之路能否走通,需要“中国式战略”的促成,它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助推器。

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中国企业出海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应该从战略高度出发,转换观念,在政策制定上从“引导”向“推动”方向转变,适时制定和调整有关配套政策,使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从“自发”上升到“自觉”的高度。

只有在政府的帷幄与助推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才可能形成气候,才能在百年一遇的机会中乘势西进,最终形成涌向世界的“中国式潮流”。

应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是事关国运的一次大跨越,可以堪比当年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两弹一星工程,是一个重大的国家工程。这就需要把政治家的远见、企业家的胆识和投资家的经验相结合,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资源,并购欧美实体企业的股权,以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使中国的要素资源能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产业链的各个部分。

这就是“中国流”的中心思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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