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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落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减排量以及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上，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从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一般都需要经历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总量的三个“倒U”形曲线。不同的国家碳排放高峰所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说明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确定性。
从那些跨越了碳排放高峰的发达国家或地区来看，碳排放强度高峰和人均碳排放量高峰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有人估计在24～91年之间，平均为55年左右。这说明即使有了减排措施，如果没有外部支持条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碳排放的拐点，而发展中国家包含人口大国如印度和中国，全球碳排放的拐点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根据KAYA恒等式，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和能源结构。
从人口因素看，全球范围内，根据当前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总和的生育率都远远高于任何时期的历史水平。人口因素是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从能源结构因素看，虽然各国都在积极通过各项政策，包含全球化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大量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决定了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作用有限。从人均收入因素看，全球贫困线以下人口基数仍然庞大，减少贫困和发展经济仍然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任务。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的最大挑战是减排所涉及的范围和规模。现代社会中，人类所有活动基本上都涉及碳排放。碳减排从宏观上涉及整体经济能源政策的转变，微观上则涉及人们日常使用的灯泡、空调和汽车等革新以及能源消费观念的转变。因此，从理论上看，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是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的巨大障碍。
目前，国际上的低碳政策主要都是针对企业，只不过方式不太相同。一方面通过气候变化税费向企业施加压力，但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企业的不同特点和能源密集型企业可能面临的困难，制定了针对特定技术以及特定部门的税收减免政策，同时为企业留出足够的空间执行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压力可能小些，空间大一点。
政策引导和利益驱动，外部压力与自身需求将会成为企业提高能源效率和主动减排的内在动力。同时，气候变化协议将成为企业减排动力不稳定的补充措施。政府通过与企业间的约定，将双方权利和义务合同化，从而加固企业减排动力。这样，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降低履约成本，企业可以参与排放贸易机制，也可以争取节能投资补贴等不同方式。此时，企业必然对节能减排技术、产品、服务以及排放交易市场等有高度关注和强烈需求，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机会都会受到企业的欢迎。
低碳经济推进中，将在全球经济领域产生新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从企业角度看，除了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给出了强烈信号，气候变化还成为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而国际社会的激烈讨论增加了问题的分量，市场逐渐会对企业低碳性的估值有一个转变，这是企业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营战略问题。企业必须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
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既有压力和风险，又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例如，排放贸易市场，完成目标的企业可以出售剩余排放权获得收入；企业创新型节能设备可以通过申请专利，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今后的日子里，企业生存与发展，都可能与低碳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