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光裕，2008胡润富豪榜首富;刘永行，2008福布斯富豪榜首富。究竟谁是真正的首富?两者风格有什么不同?只谈到刘永行步步为营，黄光裕胆大冒进，这还远远不够。在政商关系、扩张道路、行事风格方面，下面对两大富豪做了一个终极比较。
赤手空拳来到中国打拼天下的英国小伙子胡润，似乎对同样富有闯劲和冒险精神的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情有独钟。在他一手泡制的中国百富榜上，黄光裕三次被推上了首富宝座。而在2008年的榜单上，黄光裕的个人财富是430亿人民币。
而创刊于1917年的《福布斯》杂志则显得相对谨慎，把首富的宝座留给了一直稳健发展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行的个人财富是204亿元人民币。
对比两份在一个月之内先后颁布的榜单，会发现对富豪们个人财富的评估结果有着巨大差异。比如同样是黄光裕，在“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只有183.6亿元人民币，与胡润的百富榜的估算结果相差246.4亿元人民币之巨。而对刘永行的财富估算是少有的“英雄所见略同”，在“胡润2008年百富榜”上，他拥有250亿元人民币个人财富，与福布斯的估算相差不大。而与大部分富豪们今年财富严重缩水不同，刘永行的财富比去年的180.8亿元人民币有稳步增长。
让人意外的是，两份榜单面世不到一个月，黄光裕的命运也像他的财富一样，出现了剧烈的起伏。11月22日左右，网络上开始出现黄光裕被抓的传闻。之后，央视的报道证实了这一消息。据说，此次起因是指对其兄黄俊钦控股的*ST金泰的股价进行操纵。2007年下半年，*ST金泰连续拉了42个涨停板，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妖股”。早在两年前，也曾一度传闻黄光裕涉嫌贿赂和挪用资金违法操作房地产而被调查。而因为受经济危机及相关负面消息影响，国美电器的股价也同样巨幅跌落，比最高点跌去了3/4之多。
在黄首富坐上过山车的同时，刘首富却有闲庭信步的雅致。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刘永行不用遭受股市行情表上股价起伏的煎熬。虽然自己的能源产业也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但他家有余粮、心中不慌。而这个冬天，那些家无隔夜米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刘永行能出手相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铝业和煤化工企业。更让刘永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曾和他争夺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控制权的行业老大—— 中国铝业(行情股吧)(601600,股吧)刚刚宣布裁员一万人以度难关，而他旗下的包头、三门峡铝业子公司不断没有裁员，反而乘机在招人。但对送上门来的低价求购的能源企业，刘永行却保持了的警惕性。虽然目前是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更愿意留下余粮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昨日之因，今日之果;今日之因，明日之果。”佛教中讲究这样的因果循环。刘永行与黄光裕今天境况的差异，又是因为昨日两人在哪些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
企业扩张：超前半步与大胆冒进
黄光裕和刘永行的企业发展最大的差别，在于一个大胆冒进、一个步步为营。
黄光裕财富增值的过程好似一辆急遽爬升的过山车。2001年12月，国美的总资产约为5亿元人民币;在3年之后，5亿恰恰是黄光裕上百亿身价的零头;而在今天，黄光裕的身价又几乎翻了4倍还多。探寻黄光裕的财富之旅，我们会发现这个30多岁的潮汕男人，是“想象力+野心+财技”的混合体。
2003年以前获利状况不很乐观的国美电器零售业务，却实现了相当的经营规模，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其中一部分资金通过国美系内的投资公司，以往来款的形式转移给了系内从事房地产的公司无偿使用;房地产业的高回报带来的收益又流回电器零售业，为其不断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甚至一度传言，黄光裕“不务正业”，涉足于高风险的股票和期货。
如何才能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呢?最现实的手段是包装上市。黄光裕梦想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2004年6月7日，黄光裕通过“左右手互搏”，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变幻，把价值仅2亿元的国美电器一夜之间暴涨40多倍。此后，黄光裕进行了一系列的套现，历年套现总额高达135亿元。
钱多可以壮胆。在上市后接下来的2005年，黄光裕开始在全国“跑马圈地”，一口气开了250多家门店，并连续收购了永乐、大中和三联商社等行业巨头。另外，黄光裕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也得到了强劲的资金注入。2005年初，黄光裕在鹏润地产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明天地产、国美置业和尊爵地产。零售和房地产成为黄光裕商业王国的两大支柱产业。
但从目前看来，黄光裕收购的大中电器和三联商社，是一笔赔本买卖。收购大中付出现金36.5亿，折算成市盈率高达18倍，而目前香港上市的国美电器市盈率仅为6倍左右，如果现在黄光裕将大中电器装入香港上市公司国美电器中，与其收购价相比将净亏20多亿元。另外为获得三联商社19.7%的股权，黄光裕共花费了6.7亿元现金，但三联商社发布的今年前三季度报告显示亏损4418.69万元，并预告称今年亏损幅度较去年超过100%。
而黄光裕的“地产借壳梦”也遭遇了失败。为收购中关村股份，黄光裕先后花了9.1亿元，但因宏观调控、紧缩货币政策对国内地产业务的巨大冲击，原计划将鹏润地产180亿元地产资产注入中关村的计划遭到挫折。
在黄光裕的投资组合里，还有去年与如今已经破产的国际大投行贝尔斯登联合组建5亿美元的零售业投资基金，以及与新加坡太平星集团成立的总额达8亿美元投资房地产业的私募基金。在当前低迷的市道下，两只基金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但黄光裕的“主业”——国美电器，似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正处于舆论暴风眼的国美电器，于11月24日下午发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9月30日，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0%;经营利润18.7亿元人民币。
尽管如此，黄光裕的体系却越来越呈现类金融模式的特点，国美电器似乎更多的充当的是他融资流转的平台。但冒进的黄光裕在资产估值高峰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而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变成了对类似喜欢资本运作的富豪们的“大屠杀”。
而“福布斯版首富”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了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281.32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需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希望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也正是遵循“用自己的钱安心”的原则，刘永行此生最大的冒险之举——投资铝业等相关能源产业，前期投资20多亿全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才让他在2003年底对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运动打击的过程中，逃离了灭顶之灾，避免了铁本集团戴国芳似的悲剧。刘永行解释他“撞线”却没被“绊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超前半步”。
政商关系：退避三舍与亲密无间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对政商关系颇有研究的冯仑，把它划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企业与所在体制的关系;一个是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一个是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的关系。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而刘永行兄弟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处，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但黄光裕兄弟从创业开始，便一直是踏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迈步前行。比如早年黄光裕大哥黄俊钦便因为倒卖电器产品，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投机倒把查扣。但在一片混沌之中，这些“孤胆英雄”似的企业家们在当时的很多“肆意妄为”之举，也有着其积极的意义：他们对当时法律和政策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在客观上拓展了它们的边限及商业的空间;他们坠落时的惊呼声，也为后来者标明了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所在。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但黄光裕与某些官员的关系，则显得亲密无间得多。而黄光裕两次重大的危机，也都是由某些官员腐败行径暴露所引发。如2006年，黄光裕兄弟陷入13亿违规贷款的危机，起因便是因为中行北京分行原行长牛忠光案发;而这次的被调查事件，据传是因为商务部官员郭京毅等案发，黄光裕可能涉及到国美整体上市时有行贿行为。
而更多的企业家则栽在没有处理好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关系这个问题上。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影响力及控制力呈上升趋势，出现了不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国家明令禁止包括电信、能源、金融等七大行业“非公莫入”。冯仑为此提出了民营资本与国营资本合作的一个准则：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
就这个层面的政商关系而言，黄光裕并没有过分“越位”之举。房地产业虽然需要权力寻租，但并没有对民营资本禁止;而他所从事的家电连锁零售业更是竞争充分的行业。当然，家电连锁零售业充分竞争的现状，和他20年的努力经营有莫大关系。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商业领域，正是国营企业独霸天下的时候，电器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大好形势之中，国营商业企业一直躺在暴利的云巅逍遥自在，黄光裕却以薄利多销为利器，蚀空了国营商业企业的根基，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如空中楼阁般轰然倒塌。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在20世纪初，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甘心屈居于利润稀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运动。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大胆进犯”，自然引来了“龙头老大”——中国铝业公司的阻击。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刘永行选择了埋首潜行。
行事方式：稳健宽容与强硬霸气
刘永行说他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首先他摆正了心态。刘永行认为，民企也要对社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最崇拜的人是台湾的王永庆。他觉得的王永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做正事、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不要随大流，要独立地思考。”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耗费太多精力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我不稀罕!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方做到几十个亿，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把事情简单化，我同样能做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与社会大众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一位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企业家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知道后非常着急，和这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要吐血而亡。”
黄光裕的成功，利益于他的胆识、眼光和控制能力。黄光裕16岁便开始出来闯天下，然后在贩卖电器的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电零售这个巨大而空白的市场。当然，光有胆识和眼光还不够，要想成就大事，控制能力显得更为重要。从一无所有，到攫取、利用、借用，再到掌控和嫁接一切有利的资源，恐怕是任何大学里面也学不到的东西，但在社会这所残酷无情的大学里，黄光裕却得凭自己的悟性与坚忍深得其中的精髓。但有时会适得其反。有人评论，黄光裕花7亿元人民币收购三联商社，仅仅是购买了一个烂壳而已，在收购决定的那一刻，更多的恐怕是黄光裕的征服感的控制欲望在作祟。
在很多媒体记者的感官中，难以挥去的是黄光裕的草莽气息。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黄光裕及其国美帝国太过于霸道的报道屡见报端，类似于“教父”、“价格屠夫”之类的称号被加在了他的头上，甚至有的媒体开始指责国美是“黑社会老大式的企业文化”。黄光裕显然不胜其扰，于是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剃度”了事，以一颗凌厉的光头和一种完全无所谓的神态来对抗所有的质疑。在一次和笔者聊天时，黄光裕对某些媒体的咄咄逼人难以遮掩自己的年轻气盛：“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种故事从哪里编出来的?真这样，国家‘打黑’我就要首当其冲了。我黑在哪里?我怎么黑了?”
这个问题，也许政府的公检法部门更有资格来回答。那么，答案究竟会是怎么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