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9年初，主持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邀请港澳28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当时参加的霍英东等老前辈，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我当时才40多岁，是受邀者里最年轻的人。讨论的主题是：广东、福建两省临近港澳，华侨众多，是否可以用特殊政策搞活经济？我们讨论了3天3夜。我发表了两个讲话。 当天晚上，那位上海领导又来到我房间，他说：你真是神经病！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在领导面前提呢？我说领导叫我们来座谈，虽然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每个人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就很好了。事实上，第二天开完会以后，杨尚昆和习仲勋两位书记跑到我面前来，说小曾你好，你是“解放牌”啊！ 8月底，曾宪梓决定捐出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体育基金”，以奖励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中国运动员。这位皮肤黝黑，坐在轮椅上、走路靠人搀扶的74岁老人，从小热爱体育，现在仍坚持每天进行适当的游泳运动。这是他继“教育基金”和“航天基金”之后，设立的第三个基金。“爱国人士”，是很多人对曾宪梓的第一个定位。对此，他低调地表示，“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是我应该做的。” 几天之后，曾宪梓领受了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在他位于香港沙田小沥源金利来集团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内，充斥着各种勋章、奖杯和名牌。小作坊起家的传奇人物，如今在政、经、学、社各界获得荣誉无数；而长达三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以及多年中华总商会会长任内的经营，更让这位“红色资本家”在香港政商两界呼风唤雨。和他所获得的荣誉相当，各种批评也在他身后如影随形，“左王”，这是另一部分人对他的第二个定位。 出身贫苦侨眷的曾宪梓，作为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得益者，一直感念“土改同志”送他读大学的往事。在与本报记者对话的过程中，他一直强调祖国的栽培之恩。他是一个努力和中央保持一致性的人。他具有政治上的敏锐，如同在商场一般如鱼得水。他有商人的谨慎与精明，也在“敢言”中让人感到些爱国的真诚———而对于外界赋予他种种的符号意象，他一笑置之。 1975 担心一不小心被抓起来 1975年，有内地公司找到我，要我代理中国领带。在香港，中国人很少能创造名牌的，金利来这时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所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中国内地领带质量不好，我担负起改造内地领带的责任，从西方找了很多资料，提供给在上海建立的领带厂，并且第一次参加了广交会。 那时尚在“文革”时期。我是来广交会做买卖的，但是很好笑的，那时说首先要去参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说我不去。我对大庆和大寨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我1963年到了香港后，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参加他们举办的政治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秘密的，港英当局知道后要抓我们的。之所以参加这个班，是因为虽然我离开了祖国，但是我想时刻了解祖国发生的事情。每个礼拜有一天的下午5点到7点，我们一起学习讨论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由此了解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斗争。 参加广交会时，住的流花宾馆还可以，但是吃饭很成问题，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在餐厅吃饭，过了时间就没有吃的了。我们紧紧张张地把生意谈完，就跑去吃饭的地方占位子。点菜的时候很麻烦，当时大家坐满了，我点个韭黄炒鸡丝，其他菜吃完了，这个菜还不来，因为不是先点就先给做，而是要等到很多人点同一个菜，他才用大锅一起做出来。最好是不点菜了，往往点了菜又不好走，要花一两个小时来吃饭。 参加广交会时不敢多讲话，我们香港资本家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当时的海外华人有一种心理，就是对大陆很好奇，想回去看看，但是担心回去以后出问题；还有一些人对内地“文革”期间的行为，非常不满。1975年以前，我也是很想回去看看，但不敢回去，因为我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回去以后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结果被扣了十年八年。 在广州一共待了两天，订完货就走了，不敢多呆。中国内地那时是不用领带的，上海建厂生产的领带就单独供应给我。我记得生产的领带有两种牌子，其中一种牌子叫珍珠。领带卖得不好，我们亏损了很多钱。几年下来，我就不再代理了。 1975年广交会之后，我很长时间没有再回内地，因为怕出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把以后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上来了，我就知道我们国家今后不再讲阶级斗争了，我很兴奋。 1979 放言改革被称神经病
1979年初，主持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邀请港澳28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当时参加的霍英东等老前辈，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我当时才40多岁，是受邀者里最年轻的人。有些老资本家听说要被叫回去以后，战战兢兢。我不会这样，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对祖国很有信心，虽然不知道谈什么，但是一点都不害怕。 到广州之后才给看文件，讨论的主题是：广东、福建两省临近港澳，华侨众多，是否可以用特殊政策搞活经济？我们讨论了3天3夜。我发表了两个讲话。 第一个讲话，我说内地的情况是“做了算”，工厂生产出产品之后全部上交，到底能不能卖出去，和工厂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我们资本家是“算了做”，投资之前我们先算好———投资多少、市场需不需要、卖的好不好……这些我们都要考虑，所以我们得经济效益就好。我当时就自称是“我们资本家”，我也不担心。但我还记得，有一个上海市的老领导，晚上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小曾，你是不是神经病啊？这些话你都可以说？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说？领导邀请我们来，就是想让我们说真话的，你看广东和福建在学习港澳的经济经验，这是书记的要求，我为什么不能说呢？他说：你还不知道共产党的那些东西吗？把你的话骗过去，然后整你啊！我说不会了，这是过去的事情，要对共产党有信心。我没有理他。 第二天，我发表了第二个讲话，我说，内地的领导干部们都在争夺最大的领导权，对权力没有任何的管制和约束，一个厂长说什么话，不管对不对，全厂都得听，这个厂长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厂长，做不好顶多被调到另外一个厂去，还是厂长，做好做坏工资都36块，这些都不合理。我们资本家采取的方法是，明确每一个职务的权力范围，同时必须明确各自的责任，做得好就有奖励，做不好必须要承担责任。我们做好做坏，工资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有奖金，上不封顶，这样我们的进取心就高，希望内地也能做到我们这样。 当天晚上，那位上海领导又来到我房间，他说：你真是神经病！这些东西怎么可以在领导面前提呢？我说领导叫我们来座谈，虽然我们知道的不多，但是每个人把自己知道的都讲出来就很好了。事实上，第二天开完会以后，杨尚昆和习仲勋两位书记跑到我面前来，说小曾你好，你是“解放牌”啊！ 第三天就开始总结了，一些干部和资本家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是大多数老资本家不是很敢讲。那时提出是否可以在深圳、珠海和厦门等地搞特区（注：应该是记忆有误，当时提出的是出口基地，特区一词是后来邓小平取的），那时还没提汕头。大家没有反对意见，都觉得搞活经济，应该从一个点开始，因为人的思想不容易一下子解放，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来。 1979年，习仲勋他们在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之后，向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具体建议。习仲勋是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人，他称我是“解放牌”，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我很高兴有机会参与了那次讨论。那时我还没有在内地投资的打算，但在这之前，我回家乡广东梅县，在我的母校东山中学盖了一座教学楼。我还买了面包车赠送，但当地政府不敢接受，报告给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当时杨立是办公厅主任，后来当了广东省副省长，他告诉我：当初谁也不敢接受，你送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批准的！ 因为叶帅的母校也是东山中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担任了委员长。有人向他汇报：我们有一个校友在香港赚了钱，在东山中学建了所大楼。那时，海外的华人很少回家乡搞建设。所以1979年10月份我参加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夫妇俩接到通知说，在广州南湖宾馆有领导同志要见我们。去了才知道是叶帅，他鼓励我说：你要组织、鼓动、团结更多的港澳台同胞一起支持家乡的建设，我说我一定。就在这一次，叶帅还邀请了习仲勋和杨尚昆和我一起吃饭，我很高兴和激动，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国家的委员长便请我吃饭，对我这么关心。 1985 国家强大了，谁还怕谁啊 因为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1982年9月访问了北京，这之后，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波动，我很关注这件事情。撒切尔夫人希望香港继续归英国管制，邓小平说不可能了。经过多次谈判，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从此香港开始了回归前的过渡时期。 一开始香港整个社会是在观望的，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过去的一些作为———特别是对资本家的斗争很害怕，一些资本家在“反右”、“文革”时期被斗过，当时回想起来都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害怕中共当时说得好听，一旦香港真正回归，再清算资本家就麻烦了，所以都不想在香港生活了，掀起一股移民潮。而英国政府也很坏，他们颁发了英国海外护照，拥有海外护照的香港人虽然在英国没有居住权，但离开香港到很多国家都可以免签证。当时几百万人申请了这个护照，英国政府也为此赚了很多钱。有条件的香港人纷纷移民，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走了好多人。香港经济那时也受到很大影响，人心惶惶，房价掉得很低。 等到香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贯彻得很成功，“马照跑，舞照跳”，一切生活正常。而移民到外国的香港人不那么容易生活了，在国外是三等公民、二等公民，受到很多歧视，找工作也找不到，陆陆续续地就回来了很多。 1985年10月1日，我还是香港客家商会会长，我想香港将要回归祖国，我们要搞一个大宴会。我组织了盛大的庆祝国庆晚会，有1500人参加。我把爱国歌曲的带子从下午4点多开始整个晚上地播放，有《歌唱祖国》这样的歌曲，人群中掀起了一股非常兴奋的高潮。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们可真大胆，现在还是英国管制啊！我说我们香港马上就要回归祖国了，为什么不掀起一股爱国高潮呢？我得告诉大家，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们要得到赞许、认同。香港回归，我们心里一点没有担心，看到我们国家不断地强大了，谁还怕谁啊？只要国家不断强大，香港一定会好的。 我举办回归庆祝晚会，身边没有人反对，他们相对来讲都是爱国人士，都感到很出气：我们国家赶走了英国管制的人！第二天很多报纸评论客家商会的庆祝晚会，也没有批评的。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我是国务院聘请的第一批港事顾问成员，同时是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听取香港各界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我也是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的预备工作委员会（简称预委会）委员，一个月开两次会，讨论很多问题，有那么一两年，我差不多每年去十几二十次北京。 1988 合资想出个古怪的办法 1986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把我从客家商会这个小商会调到中华总商会当副会长，跟了他半年。霍英东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组织我们商会到湖南、武汉、上海、南京……到处去访问，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视，访问北京时，也认识了很多中央领导。我作为副会长，那时候也领导、团结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鼓励他们到内地投资。 当时我也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衡量之后我就回到老家梅州投资银利来公司，和梅州的一家公司签了合同，各占50%的股份。内地的领导很欢迎，但是我的合作者对改革开放不理解，对合资政策又不懂，也不懂得经营。比如，他拿着很多商品去参加广交会，我说你拿出去多少货？他们说不知道，没有登记的。他们真的不懂得管理。 1986、1987年公司亏损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合资有害无益，对当地政府也没有好处。我1983年当广东省政协委员，1986年已是省政协常委了，跟省里领导有些交往，他们也很关心我的投资。银利来如果失败了影响很坏，1988年，我就想出个很古怪的办法，当时国内没有这样的做法：我投资，要求我自己承包。“承包”的意思是什么呢？生产管理经营各方面，梅州那家出资公司都不要管，全部由我负责。你一年什么都不用做，我给你上交的利润是30万元。最后省里同意了，这种承包方式很成功。 那家公司只是出资了100万元，我们的股份比例不断增加，他们的越来越少了，就是100万元。我们一年给他三十万，后来增加到40万元。1992年金利来集团上市的时候，我把那100万元钱全部还给他了，但每年还是给他40万元，当然还是挂着中外合资的牌子。这样对我也好，我不受他管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梅州投资是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管理、经营，他们不参与。我们“承包”以后，1988年就盈利得很厉害，纯利润一千多万元，第二年增加到三千多万元，第四年六千多万，第五年一亿多，后来达到二亿多。发展很快，因为市场打开了。 我在1983年、1984年就开始在内地做广告，那时候还没有商品在内地销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知道一个好的商品在一个新的市场里面首先要进行广告攻势。我1968年在香港创业，1971年开始刊登广告，1972年就赚了100万元，这在当时很可观了，一下子金利来在香港就出名了。因此我知道广告效果很好的。结果不出我所料，广交会上有个贸易公司找到我，开始进口金利来，慢慢打开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开放带动了我们公司的发展，现在中国内地是金利来集团最主要的市场。 1992 “这个曾宪梓好出风头！” 如果不是霍英东把我调到中华总商会，我纵使有爱国思想、爱国行为，人家也不一定了解。到中华总商会以后，只要对党和国家、对香港有利的事情，我肯定都大胆去做。1992年，（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来到香港，原来规定了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但由于彭定康搞“政改方案”把过渡期打乱了。我去北京开全国人代会，一看这么多爱国同胞，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不提出批评和反击呢？！人代会上我发言的主题就是批评、谴责彭定康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我大胆而疯狂地说：我们香港同胞团结起来，把彭定康赶出香港去！ 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对我的讲话很重视，第二天刚好有李鹏总理接见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座谈会，周社长要我第一个发言，把昨天的讲话摘要再说一遍。我说我第一年进人大，年纪又轻，他们都是老资格的代表、委员，我要带头讲话，我的压力是很大的，人家肯定会说我好出风头，爱表现自己。是不是要我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发言啊？周南说，这一点你都不要管，总之总理开场白以后你就举手发言。 我在座谈会上讲完以后，自己真的是压力很大。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不出所料，几乎所有政协委员暗地都批评我：“这个曾宪梓好出风头！”哎呀，不管它了。 但中央因此对我的敢讲敢做非常器重。做了两年人大代表，中央就推荐我当人大常委，很多做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老代表觉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理解。 选常委的时候，记者访问香港的一些人，有两名代表心里不平衡，当场就说，反对曾宪梓当常委。选举结果出来，近3000个代表，有78人投反对票。记者问我当选人大常委有什么感想，对于投反对票的人有什么意见，投赞成票的人有什么意见？我说感谢投赞成票的代表，既是对我工作、人品的认同，也鼓励我把今后的工作做好。我也同时感谢投我反对票的代表，因为他们对我过去的工作不认同，他们的反对票让我记住今后要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就当了人大常委，当了三届才下来。是我主动在今年3月退下来的。 1997 欢送港督？我才不去呢！ 香港回归那天我很激动，我和夫人被邀请参加了回归庆典。看着国旗的升起，我在会场上激动得控制不了自己，一个人高喊“祖国万岁”，其实也不是很大声，但中央电视台记者看到了，就把我拉出去做了个专访。他问我刚才叫什么呢？我说我很激动啊，被英国管制了150多年的香港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让人感到很振奋，就高喊了祖国万岁！ 本来1997年6月30日要欢送港督，邀请我去———我才不去呢！我很早就到会场去庆祝回归了。我后来才知道，英国本来要零时降旗，但中国政府不允许，必须在零时之前降旗，零时必须中国国旗升起。会场很多记者对我说：我们是来看看香港是不是会出乱子的，哎，这么顺利地就回归了……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强大啦！ 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日，在前总督府，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授予我一个大紫荆勋章。香港政府刚刚成立，这第一批大紫荆勋章是中央政府定的，12个人，现在活着的就剩下4个了。当时我很高兴，感到我做的一切中央都知道，非常光荣，也感到责任重大，这意味着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我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才能对得起这个荣誉。所以回归以后我比以前还努力。 香港刚刚回归不久，就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这对香港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当时我到北京，时任江泽民主席接见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公司在金融风暴中受到损失没有？我说，金利来集团股票从一股七块八最后跌到了三毛钱，损失了70亿，股民损失惨重，但是我个人没有损失，因为我个人的股票不买不卖。 亚洲金融风暴时，为稳定香港情绪，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泰国、韩国受冲击很厉害，香港也很担心，好在我们有中国内地做后盾，中央政府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我们当时就说，顺利处理好香港经济问题，就显示了我们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金融危机度过去之后，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提高了，知道香港有什么困难，国家会伸出援手，保证香港稳定的发展。我经常说，香港回归了，人心也不断地回归。 为了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人代会上，当时任的江泽民主席来我们团听取意见的时候，我提出，应开放中国内地同胞到香港去旅游，首先把香港的旅游事业发展起来。我提了好多次，包括江主席请我们一部分人见面的时候，以及与当时朱镕基总理见面时我都提。我当时觉得，中国同胞到香港去旅游，通过中旅和国旅这两个国营机构，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仅内地人可以了解香港，而且还可以促进香港的交通、住房、餐饮、零售等产业的发展。最后朱镕基就同意了。 2008 一生和祖国联系在一起 在香港，对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我敢于大胆地批评。重要关头我会站出来，反对他们，制止他们。我不担心受到人家攻击什么的。但1998年一天晚上，有歹徒跑到我家的后花园，用火球把我的车给点燃了，还有很多警告信，当时很紧张啊，香港警察加强了对我家住房的保卫，但到现在还没有破案。 对当时负责港澳工作的曾庆红副主席，以及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人大常委会港澳组，我会及时把建议和意见上报他们。有些工作是我自己组织的，像2003年爱国者治港的辩论，记者采访我时，我也不点那么多人，就挑主要的，批评司徒华、李柱铭和张文光这三个人绝对不是爱国者，但是有一个条件———到今天为止，话不讲得那么死，因为可能以后他们会转变思想变得爱国。点名批评他们是很大件事，引起香港很多的报纸骂我，当然爱国报纸是肯定支持我的。 那时正好赶上邓小平先生发表一国两制讲话20周年，结果没几天，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表纪念文章，文章就讲到爱国者了，以这种形式支持我的讲话。中联办还通知我，“今晚政府有对你的讲话支持的情形。”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经过争论以后就变成了结论，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不能分开。邓小平说，以爱国者为主的香港人士治港。高度自治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两个框架，一个是基本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高度自治。他们（司徒华等）是强调两制，不谈一国了。 这次引发有关爱国者的争论，我受的冲击还是挺大的，我认为这种争论很好啊。有些人讲笑话说：曾宪梓立了头功！哎呀，什么功啊！我被骂得狗血淋头了。但有一点好处，我从来不惧怕任何人骂我，你骂我我也笑，你赞我我也笑，因为我的观点就是报效祖国。 在普选的问题上，我也是很坚决地维护中国的立场的。记者向我提出2007、2008是不是要普选的问题，我说基本法当然规定了最终要达到普选的结果，但普选的时间需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我个人认为香港在2007、2008年实现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我相信中央政府不会同意的。结果《明报》大标题出来，成了“中央认为……”，我的话代表中央了。这也引起了一场小风波，我告诉记者我不是代表中央，我是“个人认为”啊，我要求《明报》更正，他不但不更正，还把我的讲话录音全部登出来了。不管他了。 我的意见没有和中央不一致的时候。有时候是中央定的调子，我们跟；有时候我们提的建议，被中央接纳。中央定出调子之后，我就想为什么中央非要提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符合我们香港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中央既照顾了中央的利益，又照顾了香港的利益，是很全面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爱国人士的“愚忠”。 什么“红色资本家”啊、“爱国人士”啊、“左派”或“极左人士”啊，这些称谓我都无所谓。我自己本身是普通的人，我离不开祖国和党栽培的成长，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一生就是和祖国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忠于党忠于人民，这是我个人一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