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香港生活４４年从不赌马、不跳舞，自己每顿饭的花费不超过１０港元，却向祖国捐款达６．３亿港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主席曾宪梓一生节俭，拳拳爱国心让人赞叹。 无论经商还是从政，曾宪梓都被看作是一个传奇。他靠新中国的助学金读完中学和大学，移居香港后，创立了享誉商界的“金利来”名牌，有“领带大王”美誉，走上政坛后连续１３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一直不忘报效祖国。 拳拳赤子之心 曾宪梓名下有两个基金：教育基金和载人航天基金。教育基金成立１５年来，共奖励内地７０００多名优秀教师。从２０００年开始，每年资助北大、清华等３５所内地高校１７５０名贫困大学生。“没有祖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必须无条件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能帮助别人渡过难关，我最快乐。”曾宪梓说。 以曾宪梓命名的载人航天基金，曾先后重奖“神五”、“神六”载人飞船台前幕后的航天英雄。在“神七”升空之日，曾宪梓决定将今年的载人航天基金奖金加码至1500万港元，重奖为国家航天事业创造历史的“神七”功臣们。 2008年曾宪梓又捐赠1亿港元设立基金会奖励奥运健儿，支持祖国的奥运事业。（《世界企业家》[bossline.com]） 领带大王金利来 1963年，曾宪梓经香港到泰国，侨居了5年。1968年，又从泰国回到香港。初回香港时，他两手空空，处境艰难。为了生活，他甚至为人照看过孩子。生活的艰难，却萌发了曾宪梓创业的决心。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钻研香港的市场状况，发现尽管香港的服装业发达，香港人也很喜欢穿西服，可是却没有一家生产领带的工厂。于是，他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6000港元，又腾出自家租住的房子，办起了领带生产厂。 万事开头难。起初，曾宪梓和妻子两人只是用手工缝制低档的领带。尽管夫妻两人起早摸黑，干得很辛苦，生意却非常不好。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改做高级领带。他买来法国、瑞士的高档领带进行研究仿制，生产出了一批高级领带。为打开销路，他下了狠心，把第一批产品在一家商店免费供应顾客。由于花色、款式对头，曾宪梓拿出的这批产品受欢迎。很快，他制作的领带便在香港小有名气了。及至1970年，竟然已在香港十分走俏。也就在这年，他正式注册成立了“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第二年，他在九龙买了一块地皮，建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领带生产厂。他多次到西欧领带厂参观，学习他们的制作工艺和经营方法，然后集众家之长，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严格的管理、检验制度，从而使“金利来”领带逐渐占领了香港市场，成为男人们庄重、高雅、潇洒的象征。 维护中央与香港关系的重要中间人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仍在谈判，香港人心浮动，不少对未来充满忧虑的香港人正准备放弃在香港的产业，移民他乡。就在1984年中英刚刚达成协议后的国庆节，曾宪梓在香港包下一个大酒楼，摆下136张大桌，大摆流水宴，庆祝中英针对香港回归达成协议。更为“出格”的是，在当时仍属英国管辖的地盘上，他在酒楼里大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祖国》等大陆歌曲，从当天下午4时到晚上10时不间断。忆及当年的大胆出格，曾宪梓仍乐得手臂挥舞。他激动地说：“我当然够胆啦！香港是中国的地方，而且马上就要回归了，我播放革命爱国歌曲有什么好怕的？” 这位成功的商人以不逊于经商的热诚走上了参政议政之路，他先从广东省政协委员干起，1992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年后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曾宪梓便与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针锋相对地干上了。彭定康在香港就职后，曾大幅度地改变英国对香港的政策，直接提出了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曾宪梓气愤万分，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对彭定康的做法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更扬言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如今曾宪梓说起往事仍气愤不已，他敲着自己的办公桌怒道：“他这是做什么啊？他想给我们收回香港设置拦路虎，给我们出乱子啊！当时有人骂他是千古罪人一点都没有错！被他这么一搞，我们只好另起炉灶，成立新的立法会和筹备委员会等机构，这才保证了香港的顺利过渡。” 尽管障碍重重，但最终没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脚步。1997年7月1日，鲜艳的五星红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上空迎风飘扬时，就在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的曾宪梓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喊一声“祖国万岁”，震惊四座。“谁不激动啊？150多年啊！香港终于回归啦！当时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泪水。”10年飞逝，曾宪梓回想那一刻仍难抑激动。 然而，回归初期的香港却接连遭受亚洲金融风暴、SARS等灾难的冲击，经济一度跌落低谷，居民出现负资产，失业率居高不下。此时，作为香港唯一一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被很多香港人看成是维护中央与香港关系的重要中间人。“我有责任去收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及时向中央反映，希望中央制定香港政策的时候，能够更加全面了解，能够作出比较正确的对港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