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你渺小时，玩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了。此时任何一点小的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 黄光裕、牛根生等知名企业家近期的背运，让我想到了由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首创的两栖动物这个词。 1971年，盛田昭夫决定办一个男人俱乐部，给商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入会规则只有一条，其成员必须在商界取得相当的成功和声望。他把这个俱乐部命名为两栖动物俱乐部，一块挂在俱乐部的铜匾上写着：“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生存。” 盛田的大胆创意引起了许多商界领袖的共鸣，而这个两栖动物俱乐部有着西方人不容易理解的背景。索尼公司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在日本，商业领袖除了要应付国际市场上规范竞争的要求，还要适应日本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的网络与传统，不然容易出事。当年的日本政府教育大臣，也就是井深大的岳父前田，出任小小技术公司草创时的首任董事长。在前田的作用下，索尼成立之初就聘请了一些社会名流为顾问。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支撑门面，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等到索尼逐步强大起来了，盛田才凭借公司运作的能力和影响力，稳稳坐上董事长位置。
中国商人、企业家也是两栖动物。他们不得不同时跟两种世界打交道：一种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种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两个世界的穿梭，需要随时变换形象与技巧。如果哪一回变换的不对，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中国商人、企业家从来就不敢莽撞行事，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个权势人物或是不要命的主儿。为了防备欺骗和背叛，重大生意或交易，一般没有笔录，也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中国商场上一些大的交易，多数都是比间谍还要神秘的单线联系，到处是“两不知”、“三不知”、“四不知”的拐点。这样的交道，重口头轻文字。哪里能像老美那样，把什么都写成备忘录，供人查看。中国企业家，要适应在这样的犄角旮旯生存，远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名头就能代替的。在市场这块陆地上，也不是那样简单。各种道路纵横交错，每一类道路比如高速、铁路、国道、省市道路、乡路、村路，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全球化、WTO，只是在现有的商业运作中加入了更为普遍化的规则，但却不能替代其他规则。如果一个企业家，说声WTO来了，就忘乎所以，把先前的道道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那么，很快被抛弃的就是这个企业家本人了。 两栖动物，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哪一个成功企业家，不曾得到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你到了一定的位势，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而这种结盟，常常存在着危机。两栖动物的困顿在于，一些有利于当下运作的伎俩，可能成为长久生存的障碍。 两栖动物的困顿，也就是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的“经济人”与“社会合宜性”之间的抉择。在斯密那里，自爱的“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而这个自爱的“经济人”又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克制私利的能力。他常常能够站在“公正的旁观者”立场，根据人类期待和要求于我们的意念而愤恨和喜爱，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 把亚当·斯密合宜性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企业，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借用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审慎地观察企业的方方面面，观察企业各个方面的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能跟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合宜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跟员工和合作伙伴关系紧张了，阻碍企业发展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而是坑害客户，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运作以损害社会的福利而营私，更是一种非合宜性。 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不管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定位，不管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失去了“社会合宜性”，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小企业生存靠钱，大企业生存靠道，道法自然，如来。“合宜性”是大企业生存的安全边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无论是跨越自身能力的边界，还是跨越了社会道德的边界，再强的资本大鳄都救不了。美国的金融大鳄多牛?何等的不可一世?当他们处心积虑圈别人钱害人时，最后还不是害了他们自己? 作为两栖动物，中国企业家在道与术上要有很好的权衡。黄光裕、牛根生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一个大规模企业的生存法则，要明显区别于一个创业中的小公司。当你太渺小时，玩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了。此时任何一点小的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