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澜的优雅是由内而外且连绵不绝的。你很难再见到任何一个女星，在穿着裙装的时候坚持搭配透明丝袜，这是一个优雅淑女的风范，尤其是在这种精致越来越稀缺的今天。杨澜可以驾驭任何姿态的黑色，简约的、典雅的、华丽的……每一种风格都诠释得恰到好处。这就像她作为一个成功女人，拥有着各种令“天下女人”唏嘘的侧面。在知性、睿智、女强人这些Logo背后，杨澜也有精于时尚的一面。她拥有自己设计的珠宝品牌，信奉考究、经典的着装品位。她的时尚不只流于表面，那是种融化在教养与气质中的风度。 作为采访记者的杨澜——“我从小就喜欢和人聊天。” 记者：您是媒体人、商人、社会活动家，您怎么权衡这三个角色? 杨澜：我只是做我自己，媒体的工作是我的核心，也是我热爱的事业，其他的都是附着在这个事业之上的。因为我要从事媒体这个工作，必须要有一个独立运作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同时通过这个工作我又能接触到社会的不同层面，所以有的时候我可以整合一些资源来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特别喜欢做记者，什么样的人都遇得到。 记者：和不同的人聊天是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 杨澜：确实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我从小就喜欢和人聊天，从小学到中学每一年的学期评定有一条缺点从来没改过，就是上课爱说话(笑)。所以后来我就干脆找了一个爱说话的行业。 记者：您采访过那么多的名人，通过这些采访，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澜：我最大的感觉是，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也是很多元的。但凡是在各个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人，他们都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东西，并且有一种把“单纯”的事情做到极致的能力，无论是政界、商界，还是艺术界都需要有这种“单纯”的能力。 记者：是不是一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化的能力? 杨澜：其实每个人都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能够用“单纯”的方式做到极致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获得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主持人的杨澜——“希望给女性更多的激励和安慰。” 记者：您和美国著名的主持人奥普拉有些很多相似的地方，您认为呢? 杨澜：我到2009年底做了20年的主持人了，奥普拉应该是做了25年。我觉得在对于主持人这个工作的热情上面，还有这种希望给女性更多的激励和安慰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奥普拉做的事情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当然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比如奥普拉是出生于美国底层的一个家庭，她在生活上经历过很多磨难，她是一个吃过大苦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这么多的历练，所以在生活的阅历方面我没有奥普拉那么深厚。 记者：有没有想过像奥普拉一样开一档带状的脱口秀节目? 杨澜：我现在的两档节目，《杨澜访谈录》是比较高端的、国际性的、比较深入的访谈节目，这个节目更多的时候是诉诸于理性的。《天下女人》是一个开心的、都市化的、女人感的一个节目，更多的是诉诸于感性的。我觉得这两个节目很适合我，通过这个节目我个性的不同方面也得以展示。如果要开一个周一到周五的带状节目我还是觉得时机不是很成熟，我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兼顾，时间上也不是很合适。 记者：你如何看待，电视节目中的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杨澜：我觉得一个节目的所谓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长期的定位，作为单独的一期节目，就是你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我在美国也专门研究过奥普拉的节目，其实她每一期节目都在谈一个故事，无论是什么样的话题其实都是关于“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感人的。我认为奥普拉的节目主要是诉诸于人的感情的，我很欣赏她说的一句话，而且我不约而同地跟她相信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最后想传递给广大女性的一个观念是：“你要对你的生活负责。这个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会对你的幸福负责，只有你能对自己负责。”这种信念或者说理念是我非常赞同的。
作为女性的杨澜——“心态很重要，知识也可以是第二位的。” 记者：您觉得对于女性来说是美貌重要还是知识重要? 杨澜：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内心最重要，这既不是知识的层面也不是相貌的层面，所谓相由心生吗。 记者：可是当今社会可能对女性的容貌要求得更多一点儿，如果有好的容貌机会可能更多一点儿。 杨澜：我不否认这一点，但容貌不能保证你永远都有好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五官端正的女性的话 ，有各种方式能够让你达到所谓的“赏心悦目”，比如说时装和化妆等等，而不一定说一定要美若天仙。现代社会对于美的标准也是很多元的，如果你是一个很自信的，对别人是很友善的，自然会有一种气质慢慢形成，所以我觉得心态很重要，知识也可以是第二位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女性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她们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杨澜：我觉得她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首先体现在这些女性是不是有自己成长的空间，她们对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不是她们去帮助了什么人，而是说只要这个社会有她们成长的空间，她们对这个社会的公平、和谐、进步就已经是一种贡献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这个社会给她们的机遇甚至高过西方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日本这些社会很多女性还是按照一种比较保守的、相夫教子的家庭角色来安排生活和人生的，而中国大多数年轻女性几乎都在职场上打拼，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女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职业女性的杨澜——“职业女性应该鼓起勇气去问、去要求。” 记者：其实一谈到女性或者说职业女性，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女权主义，您怎么看待女权主义? 杨澜：如果这种所谓的“女权主义”是以男性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或者是攻击的对象，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求绝对公平的话，那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觉得女性应该有与男性不同的成长方式，但在她们获得成长机遇方面，这个社会应该是公平的。所以我的想法是，男人绝对不是女人的敌人而是伙伴。过去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印象是，对男性的攻击、对社会不公平的抱怨，我觉得应该追求一种两性更加公平和更加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所谓的男女之间非赢即输的游戏是愚蠢的，该男性承担的就让他们去承担好了。 记者：您觉得对于一个职业女性来说除了一个好的心态以外，还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 杨澜：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谋生的能力吧，所以我们2009年关爱职业女性的关爱行动，包括职场调查和榜样的评选就特别重视“升职”和“升值”。这里面的核心还是价值，这种价值无论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获得，比如读书或者是善于学习的能力，归根结底最可靠的还是自己内心的价值。另外，职场的升值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说你的人际技巧。2009年一些关于职场的书籍或是戏剧很受大家的欢迎，说明广大的职业女性希望得到这方面的指导。2009年，我们的“天女计划”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几年中，“天女计划”为中国职业女性推举出了20位属于自己的榜样;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也从小到睡眠、健康，大到职业晋升、选择对中国职业女性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通过讨论、分享、体验，帮助现代都市女性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并且爱自己，让每一个女性都有一个可以参照的现实环境标杆，进而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处世方式，最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提升广大职业女性的幸福度和快乐度。 记者：能不能具体说一说有哪些方面的问题是中国职业女性最常遇到的? 杨澜：比如说怎么样和自己的上司和谐相处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我最近看过一本书，书里讲的就是：“你为什么不问?”书里说对于同等学历、同样成绩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男孩子比较敢于要求一个更高的工资，他起码敢问。女孩子则总是考虑很多，而不去要求。比如说在同样的岗位上男性通常会先于女性向老板提出升职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女性应该鼓起勇气去问、去要求。另外，2009年我们“天女计划”还有一项调查没有结束，这项调查涉及到的内容是关于职业晋升需要长期赴外地办公而与家庭生活发生冲突时，现代职业女性将会作何选择?是为保证家庭生活放弃晋升机会，还是适当地妥协，周末假期回归家庭，抑或是事业第一、与家人两地分居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调查活动，给所有的职业女性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依据。 记者：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家庭和事业是不是矛盾的? 杨澜：我有一个比喻，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要担“两桶水”，这“两桶水”分别是事业和家庭。有的人觉得，如果我只挑一桶水会不会省点儿劲，但是力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不会。你一只手拎一只水桶特别沉，还不如拿一根扁担挑“两桶水”，这两个水桶彼此间有一个平衡关系。大家都是要挑这“两桶水”的，人生这一路上肯定会有“两个桶”不一样重的时候，也有可能洒出一点儿水的时候，反正我们每个人都在尽可能平衡两个水桶之间的平衡，希望在到达终点的时候不要洒得太多(笑)。我觉得每个人都挺不容易的，男人也是，他们可能有一个水桶特别沉，难免会跌跌撞撞的。 作为普通人的杨澜——“人生有什么弯你过不去了，那是因为你趴在地面上。” 记者：我特别想问您，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杨澜：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过于狭窄了，能够按照自己内心的向往去生活，自己得到快乐，也给别人带来快乐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好的成功。 记者：您如何看待挫折和压力呢? 杨澜：我觉得挫折和压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永远无法避免的。当时觉得特别的痛苦，过后再看其实这些挫折压力都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觉得我成长最快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经历挫折的时候。首先对自己的承受力有一个新的认识，其次你会回归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是你得学会忍耐坚持下去，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分享的话，那就是要不断地给自己“升值”的同时还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如果你觉得人生有什么“弯”你过不去了，那是因为你趴在地面上，如果你站起来就会看到路是一直往前延伸的，如果你站在山顶上你就会发现前方的路能够绕得很远。别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环境里面。 记者：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减压的方法? 杨澜：体育锻炼，还有和孩子一起看动画片(笑)。保持一颗童心其实是减压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