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应用光机电自动化的时候,王江民逐渐意识到,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目的明确的王江民自此开始接触计算机,他曾坦言:“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在上班时研究计算机,王江民并不满足。1989年,他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并且开始学习BA SIC语言。在给自己上小学的儿子编数学题的过程中,王江民开始逐渐实现其“用计算机”的初衷。王江民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曾讲述说“那时候,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学校让家长每天出50道口算题,要求出的题还得符合逻辑。出题挺费事儿的,也挺费时间,所以我干脆就编个程序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一打印出来就几百道题、几十道题。这套软件把它联系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练习、语文练习等等,包括默认生字、包括给汉字拼音、包括拼音注汉字等等。这样一套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和语文教学的辅助软件,后来被评为全国教育类软件第一名,也是中国教育类软件里第一个有版权登记的。这个软件一共赚到了800块钱。”
不久后,王江民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领域。王江民原先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反病毒的专家,逐渐走上了专业“杀病毒”的路,并且终其一生。
在拥有了属于自己先进的杀毒理论基础后,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然而,商品化的过程确实曲曲折折。一方面,在商品化时,他发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卖产品的过程中与代理商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很大的困扰。
问题虽然棘手,但王江民却应对的很有一套。对于时滞问题,他很聪明的利用了媒介,尤其是纸媒体。“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 V 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1994年7月,《反病毒公告》首次发布,王江民的K V 100一炮打响。在没有英特网和光盘传播的时代,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说,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在处理与代理商的聚散离合中,“精明”的王江民始终牢牢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据说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写的都只限于转让某个版本。当K V 100的转让的商家数量增加后,因为各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这样一来,产品的批发价格就一路跌了下来,而且有些商家为了不付3%的提成,甚至出了假包装。始终掌握话语权的王江民通过用K V 100技术升级到K V 200的方法很好的整顿了市场。在随后出现的“假防伪”问题上,他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
尽管王江民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技术在市场上取得主动权,但这种被动的方式还是不能长久的。1996年的一天,40多岁的王江民终于打了一辆黄色的“面的”来到中关村,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他创立了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利用代理商已经“炒热”K V品牌的大好形势,王江民在进驻中关村的第一周就进账150万。之后,江民公司日渐壮大,并一度拥有80%以上的杀毒软件市场,K 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也接近100万,一度创下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