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对记者说，“我们明明不是癌症病人，却和癌症病人一起被关到同一个病房。就像SARS，就像文革，你说有多少人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被冤死。如果你被社会的一种瘟疫选中了，怎么办？就要自救。” 复星选择了透明化。面对记者的询问，郭广昌绕开问题，没有回答当时他有否内心交战，以及，复星当时还有其他的选择与策略吗？ 他其实应该回顾并感谢一下杰克·韦尔奇和他的对话。2004年6月，郭广昌以多元化后辈的姿态在上海与远道而来的韦尔奇进行了一个公开对话。在郭抛出的问题中，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一些个别企业做事波及到整体民营企业的信誉。GE一路走过来，有清白的历史，是非常强的一个品牌和非常好的公司，但是安然事件之后，GE也受到很多质疑，您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千万别告诉我我什么都不理他们，我相信您肯定做了很多工作，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一定要讲一些具体的方式。” 韦尔奇的回答：“……我想如果说你对企业有信心的话，那么我想你最好的答复和回应就是拿事实来说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业绩，而且开放你的账簿，把你的帐摆在桌面上，让他们看一下，看完以后他们就什么都明白了。” 梁信军说，选择透明是复星集体决策的结果。“和外界取得沟通，我认为是管理层应对这种环境的起码道理，任何成熟的团队都应该这么做。” 一家和复星有着合资合作关系的民营企业的高层对《中国企业家》说，复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良好的文化根基”和“流程般的团队协作”。 复星透明化的努力从7、8月份开始动作。复星的朋友、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介绍给梁信军，这就是后来国研企业所做的《复星集团的市场地位、竞争力和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初步研究》的源起。与此同时，复星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做出截至2004年6月30日的《复星集团财务分析报告》，请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复星信用等级评定。这三份专项报告在三四个月内一并完成，并被复星主动递交给银行和监管部门。报告称，到2004年6月30日，复星集团资产负债率为68.88%，2004年上半年利息支付倍数(利润除以利息，显示公司的偿债能力)是7.65。这两个数字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稳定乃至扭转外部舆论的效果。 “透明是有风险的，”梁信军说，“当时我们顾虑的事情是，比如安永审计会比较严格，这会不会导致银行看我数据时会不会觉得我怎么不如以前好、或者没有别人好？令情况雪上加霜？事实证明，银行对此还是很认可，在他们心目当中，不同的审计、不同的评级结论，对他们的权重意味是不一样的。” 透明化只是部分减少了外界对复星的疑虑。事实上，宏观调控给复星带来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复星母公司的财务那时的确很紧张，”一位接近复星的人士对《中国企业家》说，“而且他们早期调配资金时肯定有过一些打擦边球的行为，难免‘拆东墙补西墙’，只是因为投资的企业还搞得比较好，产业稳得住，所以没有将矛盾暴露出来。” 梁信军承认，除了和外界沟通，自己还必须要有举措、行动，“这些举措行动能够根本上把问题解决掉。” 调整发展节奏，退出部分非核心业务，尤其是金融业务。2004年，复星出售其在金龙客车的股权，出售兴业银行( 46.78,-0.40,-0.85%)股权。关于其间的具体获利情况，复星不肯详示，梁信军只表示，“亏本的买卖不是复星的追求。”此次招股书中显示，2004年“复星国际”出售投资的收益为7620万元，其中包括卖兴业银行股权的收益。照复星的说法，退出兴业银行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避嫌”。“树欲静而风不止，大家都在怀疑民营企业入股银行的动机。你很难在那样的环境中证明自己什么，这时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它远一点，省得大家猜。” 积极降低集团的整体负债率，2004年下降了10%以上。 “整体上市”被提上议事日程。国研中心的陈小洪说，这是他最早向复星提出来的建议，因为复星虽然靠几个业务板块的现金流及利润回收足以应付当期债务，但是从集团层面来说，要作进一步的扩张，要应付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动，还是有相当的资本风险。他对梁信军说，你看看瑞典的瓦伦堡家族，参股控股了多家上市企业和品牌公司，那应该是你们的方向。“中国的私人老板一是怕露富、二是运作不规范，所以都想把自己躲在后面，不愿整体上市，但是复星不太一样，他们还是有透明化的想法与愿望。”陈说。 梁信军坦承，2004年宏观调控事件，尤其是德隆事件是直接促使复星日后整体上市的诱因。“整体上市后没有私秘的事儿了，所有的想法得拿出来说，这的确是增加了麻烦。但是好处是什么呢？透明度提高了，没有人怀疑你，相对来说你的交易成本会降低。”最现实的是，它是拓宽复星融资渠道的一步大棋。 据披露，整个2004年，复星集团从银行及其他财务机构那里借贷的现金净额仅为8.01亿元，相比2005年、2006年这个数字复苏为37.65亿元和39.21亿元，你可以想像得到2004年对于复星的艰难含义。所幸当年钢铁、房地产开发、医药这三大主业仍然保持了稳健的成长与盈利状态，2004年其盈利额依次为10.71亿、5.15亿和2.19亿元。 这或许正是郭广昌可以傲然自外于“类德隆”行列的资本。“感冒和癌症是不一样的。”他说。他曾多次表明，2004年是复星的“体检年”。“体检”之后的2005年、2006年，复星明显收缩了前几年勇猛的投资势头，没有再进行新的重大投资。
“复星创业以来的第一个本命年过去了。可以用百感交集来形容过去一年的感受。”回顾2004年，对内，郭广昌曾如此表示。 对外，2004年12月，在出席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并作主题演讲时，郭广昌第一次公开“呼吁宽容”，第一次提到“感恩”。 “多元化基因” 三年过去了，郭广昌对当年在“德隆事件”后受到的偏见仍然难以释怀，以至于你最好压根不要跟他提“德隆”二字，那简直会让他情绪瞬时激烈、甚至愤怒起来。“你们(提问)的前提和基准是什么？你们心灵深处是什么？”郭广昌语速极快地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认为复星跟德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德隆比较不幸倒下了，复星应对得比较好，就活下来了？这种前提和想法就是错的。”他轻描淡写道：“德隆不值得拯救。” 只有当他说起他相信的那些理念、价值观(参见附文《我相信》)，郭广昌才好像剑客握住了熟悉与珍爱的长剑，变得既激情饱满又洒脱自如。滔滔不绝的排比句式鱼贯而出，而你并不会觉得那是一句句空洞的口号、甚至相当容易受其感染，因为看上去这个演说家确实在讲述他所真心信奉，他一气呵成，眉头紧蹙，目光炯炯，真诚而焦灼。 学哲学出身的郭，显然更喜欢与抽象的精神和思维为邻、为友，并以之为武器，这可以成为他不屑于去还原复星现实故事与细节的原因。可与此同时，客观上来看，复星这个囊括多项不相干业务、仅出现在招股书上的集团子公司及合资公司便多达四十家的多元化集团的庞杂性质，会不会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着复星对过往的梳理与描述？ 从资本市场到学界舆论，最近二三十年来，人们普遍接受并推崇的是专业化公司、专业化管理与经营，这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前有美国多元化控股集团没落与解体，后有日本经济萧条、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式多元化控股企业的致命弱点——这一系列重大商业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专业化公司令人放心、富有竞争力，多元化控股公司不被信任、规模大但股东价值低。 事实上，在复星国际IPO过程中，关于如何估值，在几个保荐人内部曾经产生过争议。保荐人之一、瑞银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蔡洪平对《中国企业家》说，起初有人说把复星旗下的若干块拆开来评估最后加起来得出一个总价值，这样更利于资本市场理解与接受。“错！复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就像一个利润制造工厂，怎么能把这个工厂拆开来卖呢？它下面的实业和德邦证券这些合在一起产生的总价值大于拆开来卖之和。”最后，对复星的估值采取了PEG(G为Growth)的方式，即纳入未来盈利增长率来估算PE值，如果认为复星盈利增长率为50%，那么PE就为50左右。这种估值方式一般用于新兴市场股票。 “我们没有义务来辩护说综合类公司都是好的，但我也不可能相信只做一件事情的企业就一定是好的，专一化的确容易把一件事情做专业，却也不一定。”郭广昌说。他认为需要厘清的是，多元化对应的应该是专一化而不是专业化，因为“专业化”里已包含了某种正向的价值判断，而“专一化”才是客观的事实描述。“如果我只把一件事情做好了资本市场可以给我溢价，把三件事做好了资本市场反而给我折价？没有这样的道理。” “关键是你企业的结构、文化、团队，等等这些东西能不能支持你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能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这才是资本市场给你溢价还是折价的主要原因。”郭说。 而复星的结构、团队、文化，在梁信军看来，无不打着“多元化基因”的印记。“复星才两岁时就同时搞了两个产业，所以复星的多元化在我们创业之初就种下了‘因’。我们创业虽然只有15年，搞多元化已经13年了，我们对多元化里面会遇到的问题、多元化需要的资源与结构支持，体会得特别深刻。” 多元化投资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选择进入的产业、企业？为何而选？ 行业标准 今年7月25日，郭广昌和梁信军在前往北京出差的飞机上不知怎么聊起广告市场，两人兴致盎然。他们的共识是，中国的广告行业在未来10—15年当中会有爆发性的增长。因为中国个人消费品市场的增长趋势已很明显，随之企业的品牌意识会逐渐加强，而树立及维护品牌的过程就是广告过程，世界级的品牌势必要有世界级的广告预算，只不过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个钱会主要流向哪儿？是杂志、报纸、网络、还是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