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各方开始为2007年会否成为中国经济“拐点”争议不休,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我国靠投资推动的增长目前已走到极限,并由此带来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矛盾,及至国际摩擦。如不加以妥善解决,经济难以取得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统计显示,2005年,我国GDP增长每增加1个单位,固定资产投入便需增加2.57个单位;2006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又上升为1:2.98。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GDP增长每增加1个单位,就需要增加近3倍的投入,在没有技术进步推动的情况下,规模效应递减趋势将有增无减,换言之,要保持现有的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加大资本、劳动力及其他投入,每一个单位产出需以4倍、5倍甚至更高的投入来换得。而这样的投入产出比例关系,是日益受到资源约束的中国所无力承受的。 与此同时,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和生产力水平,强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以放缓经济增长同样并非上策,因而必须对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瓶颈进行必要的疏通和突破,找到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路径。 这一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一般指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外的种种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即著名的“索洛残差”。如果我们能加大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往经济对投资的依赖就会下降,而经济仍能保持较高增速。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括几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http://www.aihuau.com/制度变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极大。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投资增长基本在10%至15%之间,但是经济增长很多年份都在两位数字以上,有时候甚至高过投资增长。这样的“低投入高增长”中,制度性的改革功不可没:“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突破、国有企业的体制变革、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竞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成为“低”要素投入带来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80年代的进步制度某种程度上已难以适应今天的市场形势。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鼓励外资进入政策,在急需资金和市场化制度建设的20世纪80年代,其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29年改革之后,中国的市场建设更需要公平的制度环境以调动各方积极性,在此背景下,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政策就需进行相应调整。 有数据显示,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各项激励和优惠政策累加已占到其实际利用外资的40%左右。这种超国民待遇在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经济组成部分的今天,无疑对民企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性歧视,其不仅抑制民营企业发展,甚至会造成市场失灵。 这一案例提醒我们,制度应该不断进步,政策资源才能优化配置,才能创造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环境。 事实上,在今天接近1:3的高投入“低增长”模式下,如果强制性地减少投入,不仅会牺牲当期经济增长,而且也不能改变中长期发展仍靠投资推动的局面。因此,如果我们在投资过度增长的制度性原因方面更多着力,如更多关注于高“储蓄-投资”形成机制、导致消费增长缓慢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社保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便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其次是要加大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投入。 如果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风调雨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谐将带来经济的和谐。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为“不顾一切”的增长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的破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长期来说必将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第三是重视技术进步和提升技术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在短期内可以解决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来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不必担心经济增长得太“快”,也不必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这种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和谐的增长。 以GDP增长10.4%、消费物价指数增长1.8%、人民币升值3.7%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GDP将接近2000美元,如果能保持这种增长态势,6~7年后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美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大大提高。但这里的假设是可持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进步上作文章,达到“低投入”基础上的“高增长”,那么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经济都具备灵活调节的能力,能够保持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