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4章拒绝僵化，拒绝教条
——任正非论研发与创新
我们坚决在产品与营销体系推行向创业与创新倾斜的激励机制。创新不是推翻前任的管理，另搞一套，而是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从事新产品开发不一定是创新，在老产品上不断改进不一定不是创新，这是一个辩证的认识关系。一切以有利于公司的目标的实现为依据，要避免进入形成上学的误区。
“拿来主义”的变迁
追溯华为的发展历史，它的起步主要是基于对“拿来主义”的实践应用，并在“拿来”的同时有所创新。而当华为真正进入了通信行业，有了一定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之后，就开始大力提倡自主研发，完成了向“技术华为”的转型。
“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提出来的理论。他曾说道：我们不仅要懂得送出去还要懂得拿进来，拿，不能一味地全盘吸收；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还说，我们要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会成为新宅子。
与大多数技术公司刚创业时一样，华为在技术上可谓一穷二白，所以它必须通过“拿来主义”获得公司发展所需的技术。在那个时期华为利用体制差异和待遇优势，聘请成熟的技术人才并不困难。华为利用这些人才本身掌握的技术进行二次开发，转变为公司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华为在GSM产品、无线射频（RF）技术等方面很快领先于其他对手，为后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严格地说，早期华为在技术研发上采取的这种“拿来主义”其实就是一种跟随策略，即跟随既有的技术，并在其基础上跟进，逐渐积累自己的研发实力。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华为先后推出了2000门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C&C08机，以及其升级版万门交换机。
事实上，即便是在技术上进行跟随，对于年幼的华为来说也实属不易。通信业是一个充满风险、讲求技术自立的领域，因此在当时的中国交换机市场上，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基本来自国外的电信企业及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在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风险性。华为则是进入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在自家门口遭遇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说，无知使他跌进了通讯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而这个角力场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你必须首先拥有一支全球力量。此时华为已经不能抽身离去，任正非也不想承认失败。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速度，不断地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一时间合资合作浪潮此起彼伏。而彼时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许多政策法规尚待健全，国内工业体制、技术改造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合作的结果是让出了大片市场，使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劣势中，这是几十万国有企业陷于困境的重要原因。这种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太大了！任正非说：
外国人到中国是为赚钱来的，他们不肯把家底交给中国人，而指望我们引进、引进、再引进，始终不能独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却没有哪样技术能真正掌握。
因此，任正非痛悟到：只有技术自立，才是企业发展、国家富强的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就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
曲折的经历，摸着石头过河，使我们懂得了一条真理：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靠自强。
既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也是为了给华为寻找一条出路，任正非一直坚持将“技术开发”作为华为的发展方向。他希望华为能紧跟世界先进技术的潮流，立足于自主研发，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占领国内市场，开拓海外市场的目标。
1997年以后，华为涉足的产品除电话交换机外，还有数据业务、无线通讯、GSM等通讯领域的主导产品。这些都标志着华为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技术积累，具备了形成世界级技术能力的基本要素，并且在这些要素上拥有局部优势，而大多数中国企业虽然强调自主研发，但事实上尚不具备这种能力，这也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企业中出类拔萃的典范。
将销售收入10%用于研发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处于领先地位，就必须把握住新技术的制高点，在竞争中主动把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有效地收回创新投入。国际市场上的优胜者无一例外都拥有自己的领先技术，它们把这种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再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导权。
我国企业要夺回主导权，就必须在研发上多下工夫。有研究表明，企业要维持生存，研发费用需要占其销售额的2%；而要形成竞争力，研发费用就必须达到销售额的5%以上。这一规律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充分体现。发达国家的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平均水平为10%左右。例如，2002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发支出40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12%；辉瑞制药公司研发支出48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16%。在研发投入上的领先也导致了这些国际企业能够在科研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相比之下，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却少得可怜。2007年10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2007英特尔中国研究论坛”上，中科院院士倪光南重点指出，国内企业平均只有21%的研发投入。在中国百家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研发投入也仅为39%，只有21家企业的研发投入超过5%，其中包括华为、中兴通讯。
华为是一家技术型企业，技术一直是它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早在1994年，华为就在北京筹建北京研究所。从1995年到1997年，华为北京研究所一直处于漫长的积累期，其间没有出过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是，任正非一直给予大力支持，每年投入8000万元乃至上亿的资金用于技术开发，基本遵循“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的原则。1998年，任正非还将这一原则写进了公司纲领性文件——《华为基本法》中。
任正非的这种对技术研发的重视不是没有缘由的。1997年，任正非一行前往美国考察，他们先后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IBM公司、贝尔实验室与惠普公司。任正非发现，这些著名公司都十分重视研发，而且能够依靠研发创造机会，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这一点是当时的华为所望尘莫及的。
IBM每年约投入60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各个大公司的研发经费都在销售额的10%左右，以此创造机会。我国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对机会的认识往往在机会已经出现以后，做出了正确判断，抓住机会，形成了成功，华为就是这样的。而已经走到前面的世界著名公司，他们是靠研发创造出机会，引导消费。他们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机会窗”的利润，又投入创造更大的机会，这是他们比我们发展快的根本原因。华为1998年的研发经费将超过8亿人民币，并正在开始搞战略预研与起步进行基础研究。
这是任正非在《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中提及的，而在他同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中，任正非再次强调，“坚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追求在一定利润水平上的成长的最大化”是华为七大核心价值观中很关键的一条。他说道：
我们始终坚持以大于10%的销售收入作为研发经费。公司发展这么多年，员工绝大多数没有房子住，我们发扬的是大庆精神，先生产、后生活。而在研发经费的投入上，多年来一直未动摇，所有员工也都能接受，有人问过我，“你们投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实际上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我们的发展必须高于行业平均增长速度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增长速度。公司过去每年以100%的增长速度发展，以后基数大了，肯定速度会放慢，那么以怎样的速度保持在业界的较高水平，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通过保持增长速度，给员工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公司利润的增长，给员工提供了合理的报酬，这就吸引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加盟到我们公司来，然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只有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才能永葆活力。
让我们来看看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华为是如何在研发投入上“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原则的：1996年研究经费达18亿元，1997年达3亿~4亿元，而在最近几年，华为在研发上的资金投入维持在每年七八十亿元以上，2006年更是达到了将近90亿元，有近3万公司员工参与了研发工作。这种一脉相承的思路，充分体现了通信行业对技术的苛刻要求，以及华为公司对技术研发的重视。
任正非坚持这样一个观点：
只有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我们才能缩短与世界的差距。
如今，华为公司拥有从光交换技术、光纤网络、3G到只有火柴盒大的移动宽带、USB调制解调器等完整的产品组合。华为三分之一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都用在开发移动数据产品上。这也为华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份额，例如，成功入选英国电信“二十一世纪网络”名单，进入沃达丰的全球供应链，与著名电信运营商Telefónica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这些成绩也表明了全球电信业界对华为实力的肯定，目前，华为产品已经打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服务于300多家运营商。在全球50大主流电信运营商中，华为与其中的28家开展了密切合作。
技术市场化、市场技术化
在自主研发上的出类拔萃，使得华为公司有别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正是这点推动华为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但是在一片颂扬声中，任正非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一些华为研发人员醉心于对最好最新技术的追求，却往往忽略了客户的真正需求。
如1996年，华为全年销售额为26亿元，已处于一个上升时期，因此，一些员工认为八年的艰苦奋战已经胜利。但是在一次工作汇报会议上，任正非指出华为的知识分子有闭门造车之嫌，他鼓励技术人员坚持工农兵相结合，坚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路线。他还当即表示，要送给主管生产计划和主管销售计划的管理人员每人一双新皮鞋，其含义是让他们以及公司所有的管理人员深入实际，到生产第一线进行仔细调查研究，务必落实各项工作。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坚持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让中国知识分子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甘当一个小学生，而不是过一种远离实际、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的孤芳自赏的生活。显然任正非相信这一政策对于杜绝华为研发人员闭门造车现象也是适用的。
任正非说：
群众路线、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革命前辈已经走了几十年，甚至还是穿着“小鞋”走过来的。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条路线，我们工作在第一线的博士、硕士、工程师就是我们新时代的“工农”，我们要深入其中、身临其境、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总结规律。
不久，任正非正式提出了“技术市场化、市场技术化”的口号。
我们号召英雄好汉到市场前线去，现在一大批博士、硕士涌入市场，3~5年后会对公司的发展做出推动。现在C&C08即使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您的产品是已有的产品，思想上仍是仿造的。唯有思想上的创造，才会有巨大的价值。例如：首先发明光纤通信。为使公司摆脱低层次上的搏杀，唯有从技术创造走向思想创造。杂志、资料不能产生思想创造，只有用户的需要才能产生。所以我们动员公司有才干、有能力的英雄豪杰站出来，到市场前线去了解用户的需求。
为什么任正非如此重视用“思想创造”替代“技术创造”？我们可以从2002年6月任正非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
如果死抱着一定要做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的理想，我们就饿死了，成为凡8226;高的“向日葵”。我们的结构调整要完全以商业为导向，而不能以技术为导向，在评价体系中同样一定要以商业为导向。
任正非所说的“商业导向”就是指客户需求，具体地说就是“从对科研成果负责转变为对产品负责”。而这个口号的提出，则源自华为在建设公司龙岗基地时的一个启发。当时华为分别向国内外多家设计院进行招标，任正非发现国外设计院的设计费虽然很贵，但他们对工程负责；而国内的设计院只对图纸负责。联系到华为研发人员以前正是由于只重视对科研成果负责而缺少对产品负责才造成不少质量问题，任正非最终决定聘用国外的设计院。此后，华为正式提出并宣传这一口号。
任正非在会议上阐述他对“从对科研成果负责转变为对产品负责”这一口号的理解：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必须对产品负责，产品犹如你的儿子，你会不会只是关心你儿子的某一方面？你不会吧。一个产品能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它的功能，而只是一个螺丝钉，一根线条，甚至一个电阻。因此，需要你对待产品也像对待你的儿子一样。
华为之前走过不少弯路，例如，在研制C&C08交换机上因为各种失误导致华为损失了6千万~1亿元。任正非认为，虽然C&C08交换机为华为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但是如果当时在研制时能本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也许就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为了使我们的研发人员能够铭心牢记“从对科研成果负责转变为对产品负责”这句话，我们年终将把库房里的呆滞物料打成一个个包，发给研发人员做奖状。每人一包，你可拿到市场去卖，请你回答，我们这历史累积上亿元的呆滞物料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你们一笔一画不认真产生的。这么多的呆滞物料，经过这么大努力的处理还有数千万元是不能利用的，几千万元啊！我们有多少失学儿童，就是因为少几毛钱、少几块钱不能上学，这要让我们每一个研发人员铭记在心。
今年我们发中研部呆滞物料奖，明年我们要把用户中心的飞机票，也打成一个个包，再发给中研人员做奖状，让他拿回家去对亲人说是自己得的浪费奖！华为公司实行低成本战略，其实我们的产品成本并不高，而是研发浪费太大！浪费就是马虎、不认认真真……我们要真真实实地认识到我们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上次在中研部提到的问题：幼稚，一定要反掉幼稚。我认为我们到下个世纪将不会幼稚，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要反掉幼稚……
任正非将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研发态度归结为“幼稚”，这是一种刻意为创新而创新，为标新立异而创新的表现。这种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的做法与数学家华罗庚提倡的“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神奇化易是坦途，易化神奇不足提——华罗庚语）是相违背的。
为了克服研发人员这种幼稚病，华为安排中研、中试、华为电气研发人员在春节时拜访客户。还给每个小组发一个录音机，让他们将客户的牢骚和意见录下来带回公司，让全体员工共同倾听客户的心声；任正非还要求市场部配合这次活动，找出意见最大的客户，鼓励他们讲真话，讲真话者要发奖金，目的就是让公司研发人员真切地感受到客户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
对于新进员工如何克服“幼稚病”，任正非的忠告是：“每日三省吾身”，自我批判，就是克服“幼稚病”的良方。
任正非要求华为全体员工要牢记：
我们公司大力倡导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呢？创新的目的在于确保所创新的产品拥有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从事新产品研发未必就是创新，从事老产品优化未必不能创新，关键在于我们一定要从对科研成果负责转变为对产品负责，要以全心全意对产品负责，实现我们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华为企业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