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李开复离职
核心价值:身为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的李开复,在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中,发现了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迷茫,于是他开始了帮助中国青年学生更好成长的公益事业,把大量的私人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学生,故有人称其为“校园教父”。
核心人物:李开复,祖籍四川,1961年12月出生于中国台湾。11岁赴美求学,1988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学位。先后在苹果公司、SGI、微软担任要职。2000年,李开复升任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2005年7月19日,被Google公司任命为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采访手记 不经意间,我和李开复共同创造了一个纪录:整个采访中断5次,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采访,而我,也没有这样采访过人。 实在是时间太紧了。李开复利用周末私人时间飞来成都,为他的新书《与未来同行》作签售,还要去几所大学演讲,并与开复学生网的志愿者座谈,能给我的时间只有坐在车上那段。于是,我们上车,马上开始谈话,大约能谈10分钟,然后下车,李开复去做事,我等待,直到又上车,再谈。大家都有些累,李开复当然比我更累,我还知道,他要搭夜机当晚回北京,第二天飞美国公干。 其实他可以不接受我的采访。过去十几年间,李开复已得到了全世界太多的关注:他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亲手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微软公司的全球副总裁,成为比尔·盖茨的7个高层智囊之一,去年进入Google,任职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坦率地说,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很大,更何况,我这次采访与李开复所服务的企业没有丝毫关系,他如果拒绝我也能理解。 但是,李开复接受了,而且很认真,每次重新回到车上时,他会清楚地记得一个多小时前中断的话题,接上话头就继续。我有些感动,因为我知道李开复接受采访的原因。 大约是1990年,李开复还是大学的助理教授,他拿联合国提供的一个很特殊的奖学金回到中国,去北京的高校还有中科院做了很多场演讲。当时他29岁,可学生大都是25、26岁,李开复发现这些几乎和自己同年龄的人和他差别很大,“他们和我一样的聪明,比我更努力,同样是炎黄子孙,只是我个人有幸在美国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从那以后,李开复开始了帮助中国青年学生更好成长的公益事业,在繁忙的公事之外,把大量的私人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学生,故有人称其为“校园教父”。 有一点很重要,李开复把帮助中国青年学生当成个人的公益事业,他就不能借助公司资源来进行。我相信界限清楚一定是李开复的原则之一,他去参加午餐谈话时就只能抱歉地请我独自等待,他来签售就绝对没有Google的员工随行。那么,李开复当然知道,要想在有限的私人时间和精力内帮助到更多的人,借助媒体传播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所以,他愿意尽这份责任来接受我的采访。 我想,抛开李开复头上所有的光环,只就采访这事而言,他已经足够我尊重。
把有你的那个世界做得更好
网站 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以你Google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的身份,版税只会在你收入中占很小比例。但你似乎投入了不少精力来写帮助青年学生成长方面的书,为什么? 李开复(以下简称李):我是在做一个开复学生网,版税就全部投入到这个网站。 记:为什么要办开复学生网? 李:给中国学生写完第三封信后,我收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大量邮件,虽然我尽力回复,但时间有限,我想如果有一个网站把信件和回复都放出来,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了,于是自己办了一个网站。之后我发现有非常多的人希望到网站上来跟我沟通、解惑、交流,慢慢地也有更多的志愿者愿意来帮我,最后就自然地形成了开复学生网,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记:你原来是个很棒的技术人员,(李:现在也还是。)现在是公司管理者,从苹果、微软到Google,职位都很高,为什么愿意花一些时间来做帮助青年学生的工作? 李: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青年学生充满了希望,这是中国人几百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成长,他们完全可以在未来中国崛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同时,中国的青年也有非常多的迷茫,他们的迷茫来自中国在崛起和进步时所带来的一些诱惑,经济的诱惑,一些不良习惯的诱惑,还有社会一元化价值观的误导。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理想、成功的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第二呢,现在的教育环境虽然进步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不足,也需要一个成功者、一个指路人来帮助他们成长;第三呢,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成材,但是他们过去的教育方式不见得适合,有过分的苛求或者过分的溺爱存在。我觉得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确实蛮困难的,他们真的非常需要帮助。 记:我相信不止你一个成功而且优秀者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但为什么是你来做呢? 李:其实比较偶然,因为我写了《给中国学生的第一封信》,得到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写信的动机很明确,因为我在和一个青年学生交谈的过程中,感觉到他被一元化的价值误导,相当严重,他是这么对我说的:“老师,我希望以后也能够做得和你一样,也能够管人,有一个管理者的权威,能够发薪水给别人,那是多么过瘾的事情。”他对成功的理解相当错误。后来我又和其他学生交流,发现有这种错误理解的人很多。我给他一些指导,只能帮助一个人,如果我能写一封信,一篇文章,就能帮助几百、几千个人,后来就发现也许写一本书能够帮助几万、几十万人,做一个网站也许能帮助几千万人,所以就这样做下来了。 成功 做好三件事就行 记:你是否认为现在青年学生把成功错误地理解为获得权力和金钱? 李:我并不否定权力和金钱。有更高的职位、赚更多的钱都是好事,但是我认为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不应该被忽视。社会上有很多的名人,他们达到很高的地位,赚了很多的钱,受到人们的瞩目、羡慕,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足够地呈现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那些为社会付出的人,结果导致青年学生形成一元化的价值观。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富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现象,像三四十年前的港台地区,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对富人取得的成就追捧,一元化的价值观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记:他们怎么走向多元的呢? 李:我觉得需要很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做出一个不同的选择。比如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王永庆等等,他们捐出大量甚至全部的财富做慈善事业,我想这些人的行动,会让社会更理解人的成功不止是金钱,还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爱心,以及个人生活的快乐。 记:你的成功标准是什么? 李:如果每一天都在学习,在进步;如果能够喜欢和享受自己的工作;而且你的工作对世界是有价值的,能产生最大化影响力。这三个都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就是成功。记:它们在你人生的哪个阶段形成?
李:大学时候吧。我读大学时有个老师讲哲学,他说英文中有句话:让你制造一个差别。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幻想有两个世界,一个有你,一个没有你。如果能把有你的那个世界做得更好,把差别变成最大化,那时,你就发现,因为有你的存在,这个世界更美好,社会更进步,这样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一个人只是追求金钱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记: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美好的说辞? 李:我是学理工的,要接受一个观念更相信数据。美国一个著名的机构曾调查了1500个读商学院的学生,问他们的人生目标,大部分的人是发财,小部分的人说“我有一个理想”。20年后重新访问那些学生时,研究者发现只有101人发财了,但是,中间只有一人当初的目标就是追求财富,另外的100位都是在追求理想中发财。所以就算当今的青年学生还是很想发财,那有理想去发财,概率更高。 自信 应该是来自于自觉 记:你在谈论青年学生时,“缺乏自信心”出现频率很高,你认为这是教育的问题呢,还是东方文化的影响? 李:东西方文化确实不太一样,东方文化比较重视谦虚、礼让,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自信心。其实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既谦虚又自信,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只是需要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态度。我看到的中国大学生,大多数还是缺乏自信,里面有谦虚的缘故,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迷茫。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觉有很多的未知数,无法控制,或者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带来不自信。大学时代都有迷茫,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挺迷茫的。 记:是指你考哈佛不中,学法律、数学又不成的那些时候吗?当时你也因此不自信? 李:没有,我知道自己可以找到更新的东西。哈佛读不到,读哥伦比亚也不错的,法律、数学读不好,读计算机也不错。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要保持乐观、积极进取的态度,把时间用来看未来的路,而不是为过去后悔和遗憾,这样就会把每一次的转变、改变,当成新的机会。挫折和迷茫,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走出来就好了,不必用它们去伤害自信。不过谈到自信,我现在发现还有很少数的中国学生,似乎会过分地表达自己的自信,他们心中是不是真的自信,我是抱怀疑的态度。 记:过分表达自信? 李:比如说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常看到一些学生站起来,但听他发表了5分钟的讲话之后,并没有听到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就感觉到他是不是就为了表现自己,让别人看起来他很强?甚至有些人会使用英文发言,或者先把自己的长篇大论做成像哲学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们知道人生的不自信是个问题,但是过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霸道地占取别人发言的时间,是要不得的。我在香港时,去过那边三所最好的大学,那里的教授对内地学生评价很高,学习和考试的能力都很强,但是他们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内地有部分学生,总是太过于表现自己,他们不知道这是过分的自信,还是因为过分的自卑造成他们需要表现自己。 记:在你看来怎么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信? 李:一个人的自信应该来自于自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件事情的,这就需要自觉。你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在什么地方,然后给自己一些挑战,但是不要过分地挑战,更不要过分地表现自己。 未来 美好同时又让人担忧 记:你刚出版的《与未来同行》,封底表明是写给中国青年、中国高校、中国企业和中国家长的,我想他们一定很愿意知道你眼中的未来。 李: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充满着机会,充满着成功,但是也充满了挑战,它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同时也是让人担忧的未来。 记: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担忧。 李:教育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学明显在进步,但是它们的进步是不成比例的,好的大学越来越好,普通大学依然普通,可绝大多数学生受的是普通教育,这让人担忧;我看到一些中国企业,过分注重眼前利益,他们没有足够多地看到基业长青,所以企业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正直的,可以使用100年,甚至200年的文化。我还看到很多中国企业,不愿意对员工做培训投入,把大学毕业生当短期廉价劳动力使用,这也是比较让人担心的。因为中国本身大学教育已经不足,特别需要企业来做长期投入,帮助员工成长,这样才有足够的人才储备。还有家长,因为社会的诱惑和一元化的价值观,加上很多父母因为“文革”,自己丧失了很多机会,所以一方面对孩子期望很高,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足够地理解现在的时代,所以他们的建议和教育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孩子。这真的令人担忧。 记:我发现导致你担忧的现象都来自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但企业会说我不赚钱怎么可能谈发展呢? 李:如果你只能为家人带来一年快乐的时光,之后就要破产,你会做吗?如果你创造一个企业能够短暂地赚很多钱,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机的、可延续地赚钱,你相信它是个好企业吗?所以无论人和企业,都要采取长远的眼光。就像前面我们说的那样,对于个人,理想和财富并不冲突,对于公司,长期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发展,与短期的利益并不冲突。但是两个需要做个排序的时候,我认为一定要把利益放在后面。因为一个企业有了好的企业文化,长期的企业价值观,即使领导人换了,产品换了,就是失败了,也能从失败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