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瑞林的危险关系 “老爸，你那套不行了，看看人家海尔模式多棒啊！”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举着几张光碟兴冲冲地跑进屋内，向电视机前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嚷道。 这位中年人接过光碟看了看，就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海尔模式很好，华为模式也很好，可侨兴却只能靠侨兴模式……” 这位固执的中年人便是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而那位激动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三公子吴志坚。 52岁的吴瑞林，今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开疆扩土”的顺利进行。除了已建成的12万多平方米的第一工业园，同样面积的第二工业园也初见规模，另外占地分别为66万平方米和200多万平方米的第三工业园和第四工业园也正在开山平地。而原来一直困扰吴瑞林的发展资金问题，这一段时间也终于被他妙手化解。据了解，美国两家基金公司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几天已经基本敲定。这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吴瑞林紧锁眉头的焦灼。 在饭店的包厢里，吴瑞林手捏“小熊猫”牌香烟，气定神闲地和记者应对着，看不出连日奔波的劳累。话刚开了个头，他便拍着记者的肩膀，谈起正在大踏步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战略。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吴瑞林充满着自信，所以对记者关于侨兴管理模式的质疑，尤其对用职业经理人的否定态度固执己见，认为在侨兴发展的特定时期和背景下有十二分的必要。“为什么‘海归派’变成了‘海待派’？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抵制！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 吴瑞林把自己的笑分为“真笑”和“假笑”两种。他毫不避讳地指着旁边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我对他笑的时候并不一定很真诚，他们工作不认真时我就笑得假一些；但我对公司里那些扫地、栽花的工人笑得最真诚、最纯洁，因为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晚餐开始后，吴瑞林的话语开始变得稀落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象征性地吃了点东西后，他起身礼貌地告辞，因为隔壁包厢还有一帮“尊贵的客人”等着他。据说这些客人就是来侨兴考察“新能源、新材料”投资项目情况的。 此后几天再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但通过几天的参观、访谈，我们对吴瑞林及他的侨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信心——关于个人 “他们最终都败在我手下！” 吴瑞林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当地最有名的是一座叫“安平”的古石桥，全长为2255米，为全国最长的石桥。石桥的中亭有清代石刻槛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小地方、大傲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侨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出位意识。为什么要出人头地？吴瑞林答道:“当地人对没钱的人有歧视的习惯。” 他喜欢跟别人讲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乡下每到农忙时节，总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田间垄头穿行叫卖。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唯一客客气气地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货郎。这给10几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叫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而最让吴瑞林刻骨铭心的，也许是17年前的那次举家“出逃”：1985年，他辛辛苦苦创办的服装厂因为被骗垮掉了，并且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笑脸相迎的左亲右邻一夜之间形同陌路，就连孩子们在学校也受到影响，这种压力迫使吴瑞林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出逃”深圳。 问及哪晚的心情，吴瑞林不愿再深谈，“不说那些小人了！他们最终都败在了我手下！”他面露讥讽之色：“他们说他们最厉害，我们是笨蛋！现在怎么样？有的在香港开一个卖香烟的破店，大概就三米宽、五米深的一个店面，而我到香港都是买整栋的写字楼、整座的工厂！这些人怎么比？”
泉州人多为渔民，自古过着“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渔猎生活。所以有人评价，这地方出来的人好赌——打渔的时候你一网撒下去，也不知道到海下到底有多少鱼虾，完全凭经验和手气。吴瑞林对此很赞同，“你能不赌吗？我们都是这样赌出来的！” 既然赌就有输有赢，吴瑞林遭受过数不清的挫败。在二儿子吴志忠眼里，成功的父亲也因为想法太超前，有过多次“荒唐”之举：比如10多年前中国物价不稳定，他马上囤积了好多车大米，结果粮食并没有紧张起来，米却霉掉了；比如今年SARS恐慌期间，他高价从外地购回一车醋，结果车还没到家，大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员工眼里，吴瑞林有时很容易冲动。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选举，惠州总共有6个候选人，但只有5个名额。吴瑞林自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在惠州他是6个人当中唯一全票当选的，也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但结果让吴瑞林很不满，他成了唯一落选人！一气之下，他下令侨兴公司从此以后“闭关自守”——拒绝所有人的来访、采访和考察。最后在手下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放弃了这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侨兴的产业是否应该多元化？这是吴氏父子的冲突点。其实吴瑞林有他长远的念头：他把现在留给儿子们，自己放手去赌明天，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吴瑞林强力推进建设的四个工业园，更像四部恢宏的交响乐。 在第二天参观时，我们看到位于惠州横沥镇的侨兴第四工业园，一眼望不着边际。很多山都被整座地削平，这些地方将建起集团的行政总部大楼、繁华的商业街和成片的厂房和居住区。前不久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吴瑞林激动地说，希望大家在2004年底就能去第四工业园工作和居住，“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就打开后窗拿出鱼杆，往楼下的水塘抛下长线，坐在办公室里钓鱼玩……” 但在这激越的进行曲中，会有什么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吗？在“老骥伏枥”式的激越表情后面，冷静的旁观者看到的或许是日益紧绷的资金链和愈显传统的管理手段。 而吴瑞林最让外人不解的，就是诸如收集“小报告”管理员工的作法：他选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忠心的人充当“间谍”，派到企业的各个地方监督工作，随时汇报“谁偷东西了，谁贪污了”等问题。 这样是否会在企业内部造成相互防范、彼此中伤的不信任气氛呢？吴瑞林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招到现在仍很管用，他相信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吴瑞林并不讳言有“冤假错案”存在，他甚至举例：“我们车间有个管理人员，有人反应他收回扣，我把他弄出去。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贸易公司，每年还提着几瓶酒来给我来拜年……我们不一定全对，也有错的，只要调整过来就好了！” 忧心——关于家族 “儿子的接班问题是心头之痛。” 在侨兴第一工业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场景：在花园似的园区内，排列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厂房。但在园区的一角，却有一座豪华的两层别墅。院落里有三、五只鸭在戏水、有十数只鸡在争食。大门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像。进门右走是客厅，墙上挂着吴瑞林和全家人的合影。而在别墅和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门口，都挂着诸如“鸿图大展富客常临利路通，伟业宏朗财星高照生意隆”之类的大红对联。 也许一家人最惬意的事情，是在每个清晨或黄昏，坐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侨兴集团如何在日转星移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于是有人激赏：这是以厂为家；也有人担忧：这不是把侨兴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吗？ 在吴瑞林眼里，自己的夫人是一位质朴的妇女，从不干涉公司里的事。但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则“逸闻”：有天深夜10点多钟，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吴夫人跑进去一看，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她特别激动，叫来管事的人，让他把所有加班工人的姓名记下来，每人发100元奖金。她不知道这是夜班…… 当然，吴瑞林担心的并不是夫人的“闲情逸致”，三个儿子的接班问题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痛。 大儿子吴志阳从小就跟着他打天下，自然也最为他倚重，所以他派吴志阳“坐镇”北京主攻集团最为看好的手机业务。但入主中电通信后，吴志阳一直麻烦不断，其中最让人费神的是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据说，在当初让薛晨做中电通信总经理的时候，父子两人便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薛晨“被董事会秘密罢免”后，紧接着包括财务副总、大客户销售经理、市场部、品牌部、计划部等要害职能部门的高层主管纷纷离去，个别部门的人几乎走了一多半。 在公关方面，中电通信也留下不少“败笔”。2003年2月，南京的个别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中电通信CECT928手机屏幕上竟出现一句问候语“Hello Chow”，翻译意思是“你好，中国种的狗”。此事经媒体曝光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伤害。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8月22日，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中电通信价值三百多万美元的手机成套散件未经检验就擅自加工装配使用，处以罚款人民币150.46万元。中电通信不服处罚，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已于2004年2月18日依法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无论诉讼结果如何，中电通信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刚收购CECT时，吴志阳仅带来一名财务和一名助手。但短短的半年之后，吴瑞林便带着集团公司号称“八大金刚”的调研小组，来到CECT总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重组。这种强硬楔入，被外界理解为吴瑞林对吴志阳前一段工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 而同时被吴瑞林寄以厚望的，是三儿子吴志坚一手掌控的加利利公司。这个公司的命名颇有一番讲究：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加利利的海，海里有丰富的鱼类，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营销创始人”耶稣便在那里开始了福音的传扬……吴瑞林希望这个公司能把自己的产品也同样传遍每个角落。 但老三却是他最为操心的一个。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吴志坚，因为爱看李连杰、成龙的录像，甚至跑到少林寺去学了几年武术。后来迷上了网络，吵着父亲拿出100万来搞了一个网站，并用中南海警卫的番号命名为“8341”。一年后，吴瑞林又追加了100万，风险投资进来1000万，结果全赔了。 后来吴志坚想读书了，于是去报了个EMBA，进去后觉得“那是骗人钱的，学校根本没有好好开课”，从此断了学习的念头。 这位老三还曾闹过“办公室”事件。集团公司曾请来一位副总裁，主抓集团的大小事务。那时吴瑞林的办公室在总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第二间是吴志阳和这位副总裁在里面办公。但吴志坚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紧挨着父亲和大哥一起办公，所以把这位副总裁的办公桌丢到了门外大厅的办公区内，并且连电话都不给安一台，气得这位副总裁一走了之，跑到下面的子公司去了…… 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最聪明，所以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金不换”。吴志坚在筹备加利利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据说的确是废寝忘食、分外卖力。但2003年年底，在筹备上市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出现了“挪用公款”的事件，关于“公子哥”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吴瑞林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决定把吴志坚加利利总经理的职务拿掉。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全力劝说下，吴瑞林最终收回成命。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动用的钱款达千万元之巨。在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的答案既模糊又清晰：“你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情能够挥霍掉一千万元？”吴家兄弟三人感情深厚，最后每人都赔了几百万元。 据说，前一段时间曾一度在媒体爆光频繁的吴志坚，近来因为此事低调收敛了很多。我们去加利利公司参观，吴志坚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对主动打招呼的我们反应冷淡，仅握了握手，一句话都没讲便抬步走开，对“搬弄是非”的记者似乎不愿再多理睬。 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吴瑞林叹息：“家族成员出的问题，就应该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但血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他们的！” 在请吴瑞林给三个儿子打分的时候，他给了老大吴志阳80分，老二吴志忠也是80分，老三吴志坚是60分。有趣的是，吴志坚也曾给他父亲打过分，认为只能打80分，他希望自己将来是98分，能有一天超过父亲。 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 “请人来哭，没有眼泪！”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许是吴瑞林最为矛盾的心结所在。一方面，他一直坚信职业经理人绝对不会为自己企业的生死存亡牵肠挂肚；一方面，儿子们又难挑大梁，让他不得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使用外人。 吴瑞林为此付过不少“学费”。第一次借用“外脑”是在1999年，聘请了曾司职于加拿大和美国两家电讯公司的朱刚担任集团执行总裁，为此还专门让任副董事长和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卸任，去北大企业家特训班学习。但最后吴瑞林认为朱刚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亏了2000万元；第二次请的是一位曾在韩国工作了10年的MBA，但最后吴瑞林发现他的那套麦肯锡式的管理方法，根本无法渗透到侨兴内部，甚至引起了管理混乱，最后也只好让他走路…… 几次失败的经验，让吴瑞林对使用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面对是否会以偏概全的质疑，吴瑞林的回答很坚绝：“不是我天生对外人不信任，试想一下，在巨大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够不乱呢？我想即使是我自己也可能不行，因为这就是人性。”对那些一来就“要权要钱、要车要房”的职业经理人，吴瑞林十分反感，“我们的产业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而不是讲故事讲出来的！” 但在采访过程中，吴瑞林又指着从门口进来的一位叫吴谊增的副总裁说：“你们知道侨兴权力最大的人是谁吗？是他！”这让刚刚听完他“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理论的我们面面相觑。 对于“第一重视忠心、第二重视能力”的吴瑞林来讲，这位副总裁也许比较符合他的用人标准。吴瑞林曾有一位有16年关系的老朋友，后来到公司负责绿化工程。凭着和老板深厚的交情，他显得肆无忌惮，购买东西根本不通过主管的副总裁。后来吴谊增亲自去调查，发现他购进的某种树木报给公司的价格是500元/棵，而吴谊增自己去市场买只要130元/棵，差价大得吓人。吴谊增于是坚持要求退货并换人。吴瑞林过意不去，于是亲自向吴谊增求情，让他以每棵280元买进得了。但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吴谊增炒掉了。 吴瑞林有一个侄儿，常常开着公司的小车出去玩，有一次把一辆宝马轿车的底盘撞烂了。主管此事的行政部长是吴瑞林的外甥女婿，根本不敢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吴谊增坚持，要肇事者赔了一万多元的修理费…… 对亲朋故旧狠不下心肠的吴瑞林，倒乐得有这样一位“黑脸”来帮他维持公司的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在工业园建设、安全生产等重大事情上，吴瑞林更是“抛开”三个儿子，让吴谊增一手操持。 但在询问这样一位得力助手的“价码”时，这位副总的回答有点“高姿态”，“我从不计较待遇问题，能够在帮助自己佩服的这位民营企业家实现理想的同时，我能赚一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老板有信心，当侨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他是不会亏待我的。”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你手下有没有比你工资高的人？”吴谊增答道：“比我职务低却工资高的人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都有。”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的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为什么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 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2003年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2003年成立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出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2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无论怎样，两兄弟一切的恩怨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