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9日，国税总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管理，并明确圈定了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高收入者的五类主要所得作为重点监控对象。
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个税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谁真正承担了最重的税收负担，也就是说，哪个阶层交纳了最大比例的税收。基于此，个税的缴纳主体无疑应该是高收入者，这几乎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个税的通例。以美国为例，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10%，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
然而，很显然，即使就官方的统计数据而言，中国的税收结构恰恰相反。2009年，财政部曾经在其网站刊登了一个 “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撰写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的报告，这个官方的报告列举的数据表明，个税作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广大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税源，其中，月工薪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以下的缴纳税额占工薪所得总税额的55%以上，而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缴纳的税额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35%，主要集中在电力、金融、石油、电信等部门。很显然，这样的税收结构，和“富人多交税，工薪少交税，低收入者不交税”的个税基本征收原则和宗旨相背离。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无疑具有制度纠偏的意义。而要让高收入者多缴税，在不改变税收制度的情况下，首先要确定什么是“高收入者”，其次，要确定“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在现有的税法体系下，所谓“高收入者”，一般指的是年收入在12万以上者，尽管12万以上者在大城市买房都比较困难，但很显然这是房价出了问题，而不是划分标准出了问题，因为2009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才17175，年收入12万视为高收入者，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的。
在标准确定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弄清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而高收入者与工薪的最大区别就是其收入不限于工资所得，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是高收入者的最大特点。而之前高收入者之所以缴纳个税比穷人还少，主要原因是除了工资之外，高收入者的其他收入很难确定。从国家税务总局本次确定的重点范围看，主要针对高收入者的：财产转让所得，主要是房产所得；存款的利息，持股的股息和红利所得；规模较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一些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的劳务报酬以及外籍人员的个人取得。有些所得，比如限售股的个税问题，可以直接通过交易系统进行代扣。比如，从今年1月1日起，税务机关开始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截至1至3月，全国共有33个省市771家证券机构营业部扣缴税款就8.85亿元，纳税人人均扣缴税额9.37万元，其中最高扣税额为4129.3万元。
但是，绝大多数的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由于信息的不透明，一方面征管比较困难，另一方面，逃避个人税收的手段五花八门，从全国税务机关对这五类所得的征收来看，基本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管和信息系统，跑冒滴漏非常严重，革命全靠自觉。而根据当前的制度，对于高收入者的个税实行自行申报。按照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国共有268.9万人到税务机关办理了2009年度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申报已缴税额1384亿元人民币，人均申报年所得额34.78万元，人均申报应纳税额5.24万元。虽然纳税总额和申报人数都比以前大有提高，但高收入者个税额依然仅占全部个税的30%多一点，这很显然和目前中国高收入者的数量与占有的财富不相符。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目前的富人有40万左右，排名全球第四，而10%的中国富人拥有的40%的社会财富。在中国，高收入者缴税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有相当多的“隐形财富”的存在，这些人，表面上是低收入阶层，其实，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不菲的隐形收入，比如，一些官员的真实收入和房产只有在中纪委介入以后才能大白于天下，数目之大，令人惊骇。
因此，高收入者的个税问题，应该成为未来税务当局重点思考的制度性课题，而绝不应成为一个运动式的简单执法问题。从制度建设上来说，通过改革税制，从根子上改变当前高收入者少纳税的制度本身。从技术环节来看，要结合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特点，探索建立一整套包括征收、日常监管和信息共享在内的完善的平台体系。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特点和群体基本已经定型，已经具备了针对高收入者建立个税监控体系的基本条件。比如，对于房产收入，完全可以建立起全国性的房屋登记网络，对于高收入的人群，也可以建立一个全国共享的数据库，这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难度。迟迟不推动，难道真有别的不能言说的隐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