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识时务者-爱华网

　在10月30日发布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榜单上，荣智健比去年后退了54名。去年，他排在第9。

　　此时66岁的荣智健或已没有心思理会这张榜单，他要面对的是投资澳元衍生品造成的巨亏。

　　作为“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独子，这位曾在年少时开着红色敞篷跑车兜风黄浦江畔，又经历过青年时代下乡劳动的“贵公子”，早已懂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身边的人相信，懂得在合适时候“低头”的荣智健，早晚会过这条水流湍急的河流。

　　缺乏铁腕

　　在身边人的眼中，荣智健不擅长力挽狂澜，他更不是铁腕式的人物，所以，当10月23日，澳元衍生品投资的巨亏让中信泰富在香港几乎陷入四面楚歌之时，荣智健在简单地对投资者“有所交待”后，便迅即飞往北京，向中信集团求援。

　　在坐落于北京长安街建国门东侧的中信大厦，66岁的荣智健拜会了中信集团的主要高层人物，一位当时在场的中信集团人士告诉记者，荣智健表情泰然，丝毫看不出有任何的“慌乱”，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却是，这几乎是20年来荣智健第一次以一个失利者的身份出现在这座大楼当中。

　　“我看不出他和过去有什么两样，他从来不习惯力挽狂澜，而是就事论事，什么对解决问题有利，他就做什么。”这位当时在场的人士供职中信集团多年，与荣智健业务交情甚笃。

　　由此向前追溯，荣智健在这座大楼中最大的一次“春风得意”发生在1996年。那一年的隆冬，荣智健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拜会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王军，王军是中国政商两界出名的铁腕人物，名将王震之子。

　　刚毅的王军与平和的荣智健之间的“对弈”，所为即是中信泰富的管理层持股，据上述中信集团人士回忆，彼时中信集团内部对荣智健此行的结果并不看好，因为在荣氏抵达北京之前，荣智健的诉求就已传到北京——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

　　据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的高层，都不相信性格刚毅的王军会答应荣智健的请求，但最终王军却在受让协议上签字，同意以25%的股权配售3.3亿中信泰富股权给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

　　“我们最开始都不明白，王总怎么会最终批准这样的条款，但后来我们听说，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做了工作’。”而其选择的着力点，更是甚为巧妙的利用了“97香港回归”的大势，放股于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且展示了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其结果表明，荣智健此举甚为高效。

　　12年后，赴京求援的荣智健据说除了拜会中信集团的在任高层之外，也与已经退职的王军会面，但二人交谈并不在中信大厦，其内容也鲜有人知。

　　不改隐忍

　　荣智健的后半生大富大贵，但这却并没有改变他善于“隐忍”的个性，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在他的青年时代可以过上贵公子的拉风生活，但这并不能让他拒绝8年清苦的底层工人生活，在荣智健平和的背后，实际上是一贯的隐忍。

　　“据我父亲说，荣智健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公子’，虽然已经解放了，但他还是有自己的红色敞篷跑车，出入国际饭店，并且参加各种球类运动，属于学校明星式的人物，还代表学校到北京参加棒球比赛。”说这话的宗乃欣任职于中金公司，据称他的父辈与荣氏家族交往甚密。

　　按照他的说法，荣智健青少年时之所以可以过上如此生活，与当时公私合营后原工厂主可以享受部分股息的原因有关，但是，随着此后政治风向改变，荣智健不得不和其他富家子弟一样，放弃优越的生活，成为最基层的社会劳动者。

　　1966年，荣智健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参与电站的建设与电网的搭建。他当时要做的工作并非设计、规划，而是最基层的背电缆、刨石方等重体力活。“当时很多一同下去的人都受不了，找各种关系调离，但唯独荣智健坚持下来，一直到1972年。”宗乃欣说。

　　此后，荣智健的财富增长也在平静当中完成，1978年夏，随身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36岁的荣智健远离家人，告别妻儿，独闯香江。而他获得的第一桶金，也没有风险，主要是来自荣氏家族原来在香港出资设立纺织厂的股息累积。

　　就这样，没有高风险地提取了这些股息之后，荣智健开设爱卡电子厂，然后用这个工厂产生的利润在美国创办了一家提供电子计算机软件辅助服务的公司，后来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荣智健的财产再度增长，最终，他卖掉这家企业，携带资金回到香港，此后没过几年，荣智健开始了他在中信泰富的辉煌生涯。

　　那时的他，或许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商场江湖的险恶，终于在他花甲之年后到来，而依照荣智健的性格，解决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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