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尽管产权受到了更多保护，但中国商人们还在抱怨自己在法律上的脆弱性。经济放缓加剧了这种担忧 -杰夫·代尔(Geoff Dyer) 吉密欧(Jamil Anderlini) 文 致富光荣，邓小平曾经这样告诉中国。但也许不要太富。 黄光裕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的国美(Gome)电器零售连锁店已经使他的财富增长到63亿美元。不过，过去一周他却一直没有露面。由于整个北京城到处都是黄光裕被拘的传言，而国美高管又无法解释他的下落，国美股票于11月24日停牌。直到11月28日晚，官方才首次透露该案细节——一份两行字的声明，称黄光裕涉嫌操纵与国美有关联的两家小公司的股价。 “价格屠夫” 黄光裕失踪之谜反映出中国法治的不足。中国推动市场改革已有30年，但政治关系和个人恩怨仍然对个人命运有极大的影响。它还暴露出现代中国人对财富和商业的复杂态度——人们崇拜中国新富们的活力，但在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时，又会对他们产生怀疑。 在这个充满了一夜暴富故事的国度，黄光裕的故事是最不寻常的之一。他出生在东南沿海城市汕头附近一个种水稻的小村庄，家里非常穷，甚至连村里的其他孩子都会嘲笑他。信奉天主教的父母讲述的关于《圣经》和在亚洲各地经商的祖辈们的故事使他受到了鼓舞。 16岁辍学后，他和哥哥带了几袋收音机和电池到中国北部边疆内蒙古做生意，随身只带了4000元人民币。然后，他们又从那里来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旁边摆了一个售货摊。当时，占据中国电器市场的是定量配给券和无数政府中间商。但黄光裕展现出了资本家的本能，他直接从家乡广东的工厂进货，然后在北京出售。 过去10年，国美一直处于中国经济最有利的位置。中国最近的增长主要来自高层住宅的激增，数千万中国中产阶级在国美商店为自己的新家购置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 现年39岁的黄光裕还成功做到了两件事，这在同代中国企业家中颇为少见。首先，他打造了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品牌。在中国城市，红蓝相间的国美标识与麦当劳(McDonald)或耐克(Nike)一样与众不同，而且比它们更加常见。
其次，尽管中国许多行业的特色都是数百家小公司在竞争，但黄光裕对电子电器零售行业进行了整合，收购了排名第三和第四的公司以及两家手机零售商。他的开拓性战略，应该收进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案例研究。 1300家门店的规模赋予了国美减价和与供应商协商更苛刻条件(黄光裕被称作“价格屠夫”)的优势，同时增加了美国百思买(Best Buy)在中国立足的难度。黄光裕在失踪10天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的销售模式不是很适合中国市场，因此我们不认为百思买是一个大的威胁。”他迟到了70分钟，但看上去很放松。 政治局外人？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投资者开始质疑黄光裕的商业模式。国美拥有大量来自供应商的短期信贷，而这种信贷正变得越来越稀缺。房地产市场滑坡打击了公司销售额，国美股价今年已下跌77%。 黄光裕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一直比较低调。他几年前曾表示，除了工作及在家陪妻子和两个女儿看电视，他很少干别的。他住在北京东郊一个叫做北京高尔夫公寓(Beijing Golf Palace)的普通住宅区内，但他实际上并不打高尔夫。 从外表上看，黄光裕是一个说话温和、抽烟不断的人。他不说行话，但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聪明、警觉，对于自己对中国市场的见解非常自信。许多人现在提出，中国消费者将开始大量借贷，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对大量借贷感到不舒服。” 他非常喜欢金色领带，头发总是整洁地往后梳(除了去年有一段时间剃了光头外)。不过，他的一位前助理表示，黄光裕不愿在公众场合露面，因为他对自己缺乏正式教育感到难为情。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体中的其他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黄光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局外人，已变成一个重要问题。如今的中国人谈论“原罪”，尽管并不是以天主教徒所熟悉的方式。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业人士，都必定在某个阶段“走过捷径”。许多商业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政治关系网，以防他们早期的交易遭到调查。一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体系的人士表示：“由于几乎每个有钱有权的人都有一些事情需要隐瞒，因此腐败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黄光裕因操纵股价而被追查的消息，将令围绕其案件蓄积的紧张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尤其是考虑到政府已将打击内幕交易列为优先解决的问题。不过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他身在何处或是否已被正式逮捕的确切消息。中国最大公司之一的董事局主席和主要股东就这么人间蒸发了。 尽管产权受到了更多保护，但中国商人们还在抱怨自己在法律上的脆弱性。经济放缓加剧了这种担忧。如果黄光裕被提起公诉，政府需要证明他滥用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这将是对中国法律制度可信度的一次重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