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黄光裕事件
而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上市公司的控股大股东对参与股市操作有了直接的利益冲动，可以利用其控股权、利用其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有利条件，操纵市场，从事内幕交易，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炒作的工具。
当然，对黄光裕们而言，他们之所以敢去和法律界限相搏，除了资本市场的诱惑外，还在于他们对财富的那种强烈的饥渴感。对黄光裕这种“有三分把握就敢去做”的企业家，如果市场上的暴利机会大量存在，要求他做一个苦心的“经营家”就未免是奢谈。一个饥渴的人是不会在乎条条框框的限制的，他们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甘愿铤而走险。试问，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哪一个又没有原罪？像黄光裕，真正的问题在于“原罪”时代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了“去原罪化”的21世纪，已经由被迫的求生行为，变成了主动的暴利追求。有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些胆大妄为的人，通过钻改革开放政策不很完善的漏洞，而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继而更加胆大妄为，个人财富越聚越多；那些循规蹈矩的人，永远无法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永远只能望富兴叹。 在“企业家精神”和“赌徒心态”之间界定一个清晰的界限是很困难的，二者更多是一种平衡的艺术。那些取得持久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审时度势、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平衡点的人。管理自我欲望永远都是人们所面临的极大难题，这也是企业家的心魔所在。对财富的饥渴何时是个尽头？怎样做到内心欲望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这绝对不是简单地喊一声“惩罚原罪”或呼吁“苦心经营”就能解决的。在这个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财富地图不断改写的时代，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企业家，因为无法平衡对财富的饥渴感而铤而走险，最终亮起红灯。 另一种“原罪” 对于黄光裕涉嫌操纵股价一事，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越表示，操纵股价一旦属实，依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这是很严重的犯罪。出现企业家操作证券、证券欺诈现象等诸多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是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违法成本太低，有关部门有法不依，法律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资本市场是一个快速暴富的场所，也是隐藏最深的陷阱。一些企业家，搞了半辈子实业，突然发现资本市场来钱可以这么快，于是开始走上不归之路。但在同时，人们也再一次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层提出强烈的质问：为什么没有有效的阻止非常明显的、手法并不高明的市场操纵行为？为什么许多企业家会去选择铤而走险？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有漏洞可钻，而且风险同时也不高？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能够让实业家们有贼心而没有贼胆去做违规事情？曾经，人们天真地以为国外的企业家们在资本市场比较守法，不贪婪，不去违规。后来才发现正是美国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严格程度之高让这些人望而退步！ 所以，专家们发出呼吁：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制很值得去推敲。关于黄氏控制的企业在短期创造出30多个涨停的记录的事件，追问一下，当时监管层就没有发现问题？！如果对资本市场监管严密，即便黄光裕是“千手观音”也没有涉嫌操纵市场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最该反思的或是制度的制定者，或是制度的实施者。对于富豪落马现象，有人就指出：这源于“权力溺爱纵容下的野蛮生长”。假如黄光裕被调查证实参与操纵市场，那么，是不是也是权力溺爱或者纵容呢？ 与此同时，黄光裕事件也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富豪们的原罪与官员的腐败密切相关。所谓原罪，其实是源于权力的腐败。黄光裕事件，难道与接受黄光裕贿赂的官员一点关系都没有？黄光裕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好办事。因为，官和商之间不太可能有“自由交易”的发生。商不太可能迫官，除非有把柄，大多情况下只能选择贿官。 实际上，原罪本身不是人性的问题，更不是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们的专利，而是体制的问题，权力不被圈养起来，官员当然违法犯罪，商人也被逼行贿。由黄光裕事件来看，仅仅将矛头指向黄光裕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是不正确的。一些官员试图利用民企原罪论来背负一切罪恶，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事件背后的官吏腐败，以及更深层次的原罪就会被忽略。这样，腐败的官员就永远逃脱了被架在阳光下的审判。既然原罪的根源在官不在商，因此只有治理好了官员，驯服了权力，官商勾结才不会发生。反过来，如果官员腐败的问题解决不好，民企的富豪们就是达到了圣洁程度的“原善”也会被逼行贿。因此说，黄光裕们如果有原罪，那根源一定是权力的原罪。如果权力的原罪得不到有效的遏制，那中国的落马富豪现象还将持续不断地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