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天的玉树地震赈灾晚会上，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以及其子曹晖捐款1亿元。 曹德旺告诉记者：“现在，钱对于我来说，没什么用，应该把它拿出来做社会责任，去帮助别人。” “在社会责任方面，中国企业家不比外国企业家差。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我们有厚实的三教（儒、佛、道）做基础，劝我们向善。为什么现在企业家捐款少，是因为历史太短。改革开放才30年，更多的企业家还在发展的路上，钱捐出来他就没有事业了。社会的进步需要企业家来推动。我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代企业家，企业也比较成功，比较健康，准备退下来了，才把钱拿出来做社会责任事业，许多企业家还没有到我这个地步。” 曹德旺很性情，在采访中几乎很少掩饰自己的好恶。 曹德旺的豪宅位于福州市郊，占地3000多平方米，耗时3年，耗资数千万元而成。 他说：“我白手起家，是万能手，公司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上市的招股书等等，都是出自曹德旺之手。你给我讲会计，我比你会计还会计。没有几个人做企业能和我比。” 他会用许多简单直接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感受：“非常讨厌”、“傻瓜”、“我懒得理”、“太帅了”、“完蛋了”……但在捐股份这件事上，他表现得非常谨慎，字字斟酌，当然，抱负还在，“我个人没有什么渴望，只要大家能记得，天下有曹德旺这个人，对我来说，已经很厚爱了。” 卖玻璃的“乞丐” “70岁的时候，这个产业(福耀玻璃)要留给中国，公司已经进入了后曹德旺时代。头5年，我当董事长，后5年，我彻底准备退出了，70岁就淡出江湖。我可以培养你们(儿女)，但是我根本就不希望你们出来拿我的财产，这个企业归谁呢，我认为是中国人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曹德旺说。 对普通民众而言，偏居福建一隅的曹德旺也并不遥远，中国的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安装了他所属公司生产的玻璃。早在几年前，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已经表达了捐赠的意愿。 曹德旺一直很崇拜卡内基和陈嘉庚，早就认定自己要走捐赠这条路。这一情结，与他幼年的贫困经历密不可分。1949年，由于战乱未停，在上海经商、家底殷实的曹家决定返回福建老家，途中财产因托运丢失，顿时陷入贫困。由于无钱供读，曹德旺9岁才步入学堂，7年之后又被迫辍学。离开学校之后，曹德旺帮父亲卖烟维持家庭生计。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后，他又开始独立贩卖水果，每天凌晨3点起床，骑3小时自行车到福清市采购水果，然后再回镇上销售，开始点滴积累后来的创业资本。文革后，曹德旺进入镇上的一家国营玻璃厂当销售员，并学习和积累玻璃制造技艺。 1983年，曹德旺从政府手里承包了这家经营不善的工厂，凭借学习能力和敏捷的商业头脑，当年就实现盈利20万元。创业艰辛仍历历在目，“一家一家去卖，那个时候做这个，跟乞丐没有什么两样，全中国做汽车零部件的人都认识我。” 随着汽车市场的发展，曹德旺发现，玻璃需求量很大，而市价几千元、造价不过数百元的汽车玻璃基本依赖进口。当时中国有很多大的国营玻璃厂，并没有去攫取这块巨大的差额利润。 究其原因，曹德旺认为，因为当时中国有2000多种车型的玻璃，而每一种类型都需要一个新模具，成本价为1万多元，这让很多大厂望而生畏。找到症结后，曹德旺努力钻研，发明了用无缝模具来做玻璃的技术。1987年成立的福耀玻璃，当年就因此技术获利数百万元。1990年，福耀进入美国市场，一举占领美国汽车维修市场10%的份额。 什么叫成功？ “像我这样就算成功了吗？我认为我还没有成功，我对自己的定义只是创业初成。万里长征我只迈出了一步，再往前有更多更多的路要走。我想跟创业者讲一句话，要小心，企业家的事业是风险事业。”曹德旺说：如果他们真正有勇气创业、有条件创业，他们会以我作为榜样，不断地去努力，去奋斗，去拼搏。以完善自我为目的去拼搏。 曹德旺说：失败也没有关系，应该坦诚相对。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很多人讲的话。但是我认为，社会各界应该本着这样的态度：不以胜败论英雄，只要他曾经勇敢地创业，就是英雄。就像奥运会一样，奥运会每个项目的冠军只有一个，成百上千人争夺。今天没有拿到冠军，只是说可能今天发挥得不好，或者情绪不好。很多人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给以热烈的鼓掌。因此我也建议，社会各界应该对那些曾经失败过或者正在失败的创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鼓励他、安慰他。跟他讲，我相信你，以后肯定会行，不要因为这一次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 “我对什么人都想帮助，但我奉行这样的宗旨，要救别人，先救自己，先保证自己的实力，以后才有实力去帮别人。就像要下水救人，先要有好的水性，如果没有却偏要救人的话，等于白白多了一个牺牲品。”曹德旺坦诚地说。 “去年我帮助了一个人。她和老公租用我们的厂房办了一个电视机底座铸造厂。当发生危机的时候，欠交电费和租金，被停电了。我跟她说，电费是集团的，我不敢自作主张，电费要去交，房租不是集团的，我可以拍板，暂时不交。” 曹德旺说：企业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他承包工厂之前，学了会计，学了质量管理，他现在很自豪地说，在福耀集团，他可以胜任的不单单是董事长，还可以出任财务总监、会计总监、质量总监、人力资源总监，“我有这个水平。这样才能把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先富企业家应设投资基金鼓励创业” 针对我国青年创业的进程当中，金融机构应该为青年创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 曹德旺说:“先富企业家应设投资基金鼓励创业。”他说，很多人不了解金融机构，什么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包含着商业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这里指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各种基金，这些都叫金融机构。国际上采用的做法是，因为商业银行是老百姓把剩余的钱存在它里面，这里有几块来源：一块就是结算资金的来源，这也是商业银行主要的部分。第二块，老百姓存款，只赚存贷的利差。这些钱它不敢拿去投资，也不敢贷给有风险的企业，因为银行本身没有这个权利。在国际上，投资给你这些风险企业的，就是作为固定资产的，有一个创投基金，就是专门给年轻人，或者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曹德旺表示，中国儒家学说上“子曰：学而优则仕”，认为读完就是要去寻求进士。我做企业家也是“仕”，“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有心，学有所成，应该贡献给大家。我们过去对这句话有误解。第二句话，原来历史上，前面的旧人落后，政府管理干部都是上学校招人，大学毕业生出来到政府当公务员，前几年都是这样的，后来这几年经济发展了，大学办了很多，原来只有5%的大学生升学，现在80%的学生升学，这个明显不合理，这么多人都去当官了，田谁种？工厂谁办？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因素。 他表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来说还是落后，经济落后就引发教育资源的落后，各方对争夺教育资源就争夺得很厉害，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就背唐诗、打乒乓球、弹钢琴，什么能教的就教，甚至移民做少数民族都可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为一个目的，争夺社会资源。一切都是由父母操纵包办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对的。学而优则仕，这也是一个宗教，教他哲学思想，开发他做人的道理。“这种培养出来的人才，像我一样的，我不是学校长大的，我是社会长大的”。 小诚靠智大诚靠德 曹德旺曾经如是说： 儒家讲做人要讲“仁、义、礼、智、信”，古人还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妙不可言，小于纳米的单位，几十万分之一的东西，这就是为商之道。你能够保护自己，首先要做到“仁”，就是淡泊名利，不要见什么都贪，一贪就上当。 “义”就是敢于挑战未来，敢于挑战极限，敢于面对，是我错了我承担，是你错了我也有可能站起来说你必须改，这才是和一个企业家匹配的身份。 儒家称“礼”，佛门叫“戒”，何谓“礼”？就是法律法规，对社会有约束的东西，在提倡的同时，首先自己要尊重人家，尊重不尊重人家，人家规定执行不执行这很关键的。我们有很多人说，老板，我忠于你。我说你忠不忠于我没关系，你先忠于公司的规章制度吧！因为这制度就是我制定的。 “智”就是要有紧张性，企业家必须做到事情一出来，就知道这是大事小事，可以做不可以做。做事情有紧张性。 还有就是必须讲信誉。“小诚靠智，大诚靠德”。 这五个连起来就是大德，你能够推动大德，你必定是成功。你就是抱病死掉，但是天下人还是敬你。 盘点本土企业家在如今的公众关注度，曹德旺无疑夺走了最多的眼球。2009年初，来自福建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宣布，将家族持有的70%的福耀玻璃股份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其时股票市值超过40亿元。 无数人仍在渴求挖掘 “第一桶金”的中国，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将一辈子辛苦积攒的大部分资产拱手送出，仍然令人称奇。曹德旺在解释捐赠的原因时说，“之前很多企业家的钱在项目中退不出来，我退出得比较早。”言下之意是一旦企业家有条件，大凡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并不稀罕。 专家表示，在中国很早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法，人们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利用自己的力量去承担社会责任，谋求改变现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荣氏家族成员、张謇和陈嘉庚等企业家，都有为家乡捐助教育和修路这样的善举。而在新教伦理主导的西方经济社会中，也出现过与中国当前类似的现象，老洛克菲勒和拉塞尔·赛奇在经营风格上几近刻薄，但他们都拥有建设完美社会的理想，他们所创立的基金会，也成为现代非公募基金制度的基石。这种向善的欲望并不是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制度的特质，而是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本心。 如果说实现公众理想是很多企业家的梦想，那么他们选择在什么时候兑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一是与其财富积累有关，二是与环境激励有关。从这个角度上看，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集中出现，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