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0年的某一天，银川附近劳改农场的坟场，惨白的太阳悬在半空，风呼呼地刮着，一张口沙子就灌进嘴里。一位中年女人佝偻着背，脸和手指沾满了尘土，一块一块地翻着青砖，却找不到丈夫的尸体。坟场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地布着数百个小土堆，没有墓碑，都是用一块青砖压在坟头上，写着死者名字方便亲人寻尸。农场的人见可怜苦苦哀求的她，找来一块青砖：“人死了，找不着了，就这块砖吧。”女人带着这块刻着丈夫名字的青砖回了家。1975年她去世的时候，这块青砖与她合葬在一起，权当丈夫的尸骨。
这位女人是现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母亲，自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他们一家沦落到悲惨的境地。黄怒波的二哥黄玉弟当时七岁，他跟着母亲去了坟场，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黄怒波靠房地产起家，现公司主业为旅游地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统计其财富为67亿元。自中坤转型做旅游地产以来，已在安徽黟县(黟县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坤拥有三十年经营权)、安徽桐城、湖南岳阳、北京门头沟、延庆、新疆南部，以及美国田纳西州、日本北海道等地拥有产业。今年5月，中坤集团持有的位于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国际商业广场将开业，总建筑面积43万平米，资产在百亿以上；今年6月，他投资一亿元重建的唐代名刹黟县梓路寺，以及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12.44 -1.74%]将一同开放。
黄怒波的中坤大厦距北京西直门地铁站仅有一百米，这是一块寸土寸金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在大厦十六层，两层的复式空间约两百来平米，办公室外，安着一个细密格子的铁笼。笼子两米多高，占地约七平米，里面立着一棵树。光秃秃的枝干上两只十几厘米高的小猴子跳来跳去。黄怒波进办公室前先笑眯眯地轻轻挠挠猴子的下颌，猴子有时会将整个脑袋都埋进他的手里。
进入黄怒波办公室，赫然一匹狼立在门旁的角落，露着白森森的牙齿恶狠狠地盯着来客。虽然只是标本，却吓了我一跳。另一边的墙靠着多宝格，方正的格子里放着西藏佛像、和田玉、动物雕塑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收藏品。复式楼梯转角的墙上挂着西藏高僧亲绘的唐卡。后来我在黟县梓路寺的墙壁上，也见到了同样的图，只不过放大了几十倍。办公室二楼是息憩空间，三块木桩上立着三只鸟，它们有着长长的、弯曲的、锋利的喙。据说这些鸟很凶恶，除了黄怒波本人以外，没有人敢接近它们。这是一个风格相当混沌又鲜明的办公室，动物的凶猛野性与西藏密宗的神秘色彩混杂在一块，仿佛与外面车水马龙的世界隔绝。这是黄怒波的殿堂，他在这里统治着中坤。
我问这位身高一米九的大富豪为什么这么喜欢小动物？“小动物很可爱，你可以给它爱，它又不会伤害你。”他在这个象征着权势的殿堂里感叹道：“人就那么残忍，一旦环境变了，人比畜生还要坏。”
1956年，黄怒波出生于兰州，两岁左右的时候举家搬至银川。黄怒波是幺儿，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军人，为人耿直，因为和书记发生口角，196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同年自杀身亡。在父亲入狱后，他家道中落，靠着母亲在建筑工地挖土养家糊口。当时他家在银川的郊区有三间土坯房。椽子上搭着席子草，席子草上糊着泥，抹平就是土坯房了。
幼年失怙，黄怒波对他的父亲印象模糊。他仅剩的记忆就是父亲被五花大绑着带走，“这是梦还是真实的景象，我分不清了。”比黄怒波大三岁的黄玉弟，清晰地记得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天，一堆人呼啦啦地冲进屋子，扯头发抓胳膊，挣扎中父亲的一只布鞋掉了，母亲捡起鞋追出门，被人狠狠地一脚踹翻在地上，胸口印着清晰的鞋印。四岁的黄怒波被吓得差点哭背过气去。第二天，又来了十几个人在家里砸东西，连衣服都给撕碎了。黄母抱着两个儿子，在墙角蜷成一团瑟瑟发抖，最后发现两个金戒指、银手链都不见了。
黄怒波父亲被抓走后，他母亲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半年后，终于有人送来消息，通知她去认领尸体。在劳改农场，因受不了冤枉罪，她丈夫自杀了。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丈夫去世后，黄母每天拉着板车去城墙挖土，一车土卖几毛钱，靠着这个养活一家人。黄怒波记得，母亲整天没什么话，脾气急躁，一火起来就打他。他曾从炕上掉下来，因饿得没力气爬不上去，就哭起来了。母亲回家后见他哭鼻子，就把他拎起来打了两下。“我从小就缺少温暖。”黄怒波说。
缺少父爱母爱，日后黄怒波向他身边的人表达关爱时，有时候也是粗暴、专制的。他常严厉地呵斥自己青睐的下属，连他们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就像严父一样。这或许为他公司的管理埋下了隐患。
母爱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不仅是大人，连幼年的黄怒波也需要拼命学会如何忍饥挨饿地生存下去。他印象里很深的是，邻居是厨师，每隔一两个礼拜他会带一口袋肉骨头回来。骨头上残余着一些肉，还有骨髓。好多孩子就在那里等着，等厨师一扔下骨头就一哄而上地抢。他们用石头砸开骨头，吃里面的骨髓，哪怕有蛆在上面也无所谓。他曾经和几个同学扒火车流亡，路上喝井水填肚子；回到家，急坏了的母亲打了他一顿，邻居塞给他一个馒头。他掰碎了，用热水泡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几分钟后全吐了。饿空了的胃受不了。“电影上饿了就狼吞虎咽，那是假的。”黄怒波说，这是他最难忘的挨饿经历。再大一点时，他就偷公园的果子、偷田里的瓜、还捡子弹壳做废铜卖钱，他学会生存，并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
很多人告诉我，黄怒波字典里没有“困难”两字。但对黄怒波来讲，比起饥饿、死亡来，人性的残忍更像梦魇一样缠绕少年时的他，令他终生不忘。
他的母亲有次挖土时，城墙塌了被砖土砸伤。当她出院一瘸一拐地走回家时，好多无知的小孩学着她走路。他家好不容易养过一只兔子，有大人把兔子逮住，浇上汽油活活烧死，那些人反而笑。他曾经与一男孩打架，对方打不过他，男孩的父亲就赶过来抱住他，让他挣不脱，男孩拿起砖砸在他头上，把他砸晕了。等他醒来，头上流着血，旁边有人经过，没有一点同情，反而觉得反革命家庭的人就该死。如今他的头上还留着当年的疤。他第一次去一个同学家玩，同学母亲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气，令他受到强烈刺激，“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黄怒波说。
“我们就是社会的底层，似乎谁都可以欺负我们。” 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忆起当年，黄怒波还是难掩怒气。
那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他的家庭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遭遇，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尝尽世态炎凉。
今年3月28日，黄怒波重走戈壁，回到贺兰山。少年时代的他喜欢一个人穿过戈壁去贺兰山，“你不明白，那个扭曲的时代，人对人是最狠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打我，因为你的出身是反革命家庭，只有狗不会咬你，只有毛驴不会踢你。我13岁就上贺兰山，晚上住在山里，反而觉得更安全。我上一辈子肯定是狼，回到山里心情轻松，没有什么能让我恐惧的东西。”
命似草芥、人性如兽的那个年代，黄怒波选择了拳头。初中的时候他打架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打不过就召集一群人打群架，或者用砖头砸人家玻璃。一次学校冤枉了他，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砸了。再后来没有人敢惹他了。因为他很凶很玩命，像野兽一样。他说：你不把我打死，我就一直缠着你。黄怒波的发小辛飞，当年属于干部子弟，他回忆起那个年代也说：“我受到很多欺凌之后，发现打架居然可以保护自己的尊严。”
黄怒波最不能容忍别人骂他的母亲。他同学回忆，一次进教室，大家推推搡搡地玩闹。黄怒波撞上了一同学，那人在写作业，结果把本子划破了。那人跳起来张口骂了一句“你妈的”。黄怒波立即急了，他个子高，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把人扯起来，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正好老师走进教室，气得一把把他俩拉上讲台，结结巴巴地说：“黄玉平(黄怒波当时的名字)！你、你、你有本事再给我打一下！”黄怒波真的抬手又扇了一耳光。同学和丽丽坐在位置上，心跳加速，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次他又完了，肯定又要挨批了。
那个时候因出身不好，读书时每次批斗大会，黄怒波总挨批斗，出身不好的孩子们站在台上，他们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杆强压着他们脑袋，压得低低的。底下的同学就群情高涨、大喊着口号。黄怒波却是死活不低头。红卫兵、也是他的同学，拿着木头枪杆砸他。下面的人狂热地叫着“打他！打他！”他那被叫来参观批斗大会的母亲，也无奈叫着“打他、打他”，她怕儿子不屈服吃更大的亏。上千人盯着台上，可黄怒波始终不低头。工宣队领导说算了，这才了事。
第二天，黄怒波带着两个伙伴在学校门口拦住在批斗大会上砸他的人。他用帆布皮带抽那人，一皮带抽上去血就流下来了。他也害怕，却咬着牙毫不手软地又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就那么野蛮，在一个野蛮的环境里，你只能野蛮地活着。你被打到极点的时候，命已经很贱了。”说这话时，黄怒波双手比划着，还哆嗦了一下。
这种特殊的性格到现在印象都很深。2008年10月，黄怒波成功登顶海拔8206米的西藏卓奥友峰。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大本营附近，有边防哨所的藏獒出没，并曾咬伤过登山队的队员。有天黄怒波训练后回来，突然蹿出四条藏獒，从四个方向朝他直扑过来。黄怒波冷静下来，敲打着“高科技含量横向抗力800公斤以上”的登山杖，“像敲响了战鼓”，他爆发一声怒吼，四条藏獒先是不约而同地紧急刹车。当时西藏登山队长旺加大喊：“不好！黄总被狗咬了！”狂奔过去，却见人安然无恙，藏獒仓皇而去。黄怒波说：“当年当知青时，我不知杀了多少狗，可能我身上有股杀气，我还怕狗？”
原来在知青时代，有段时间，附近村庄流行传染病，要灭狗，当地人都不敢杀狗，只好找身为民兵营副营长的黄怒波，“我拿起枪，对着狗，啪啪两声，狗就倒下了。所以，以后狗见我就跑。”边说黄怒波还用双手边做了个瞄枪的动作。
虽然生活苦难，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很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些是他父亲在部队上留下的。但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打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点就有股难闻的气味。
小学到高中，黄怒波一直是如饥似渴地看书，后来还喜欢写诗。母亲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看。他给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当知青时，他每晚点着煤油灯看书，鼻子熏得黑乎乎的。他少年时的伙伴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宾逊漂流记》，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
十六岁的时候，黄怒波高中毕业，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浑浊的黄河水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有些地方一点点地崩塌，土坷垃哗啦啦地掉。这让内心充满迷茫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这时候他还叫做黄玉平，他决意将名字改成黄怒波：“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
下放到宁夏银川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另一方面，这也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韧，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黄怒波也窝在被子里哭过，但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发小辛飞的父亲原是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军区来人招篮球兵，黄怒波不肯去。“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也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自此，命运之门对他仿佛洞开，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被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见多了官场上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走的时候门庭冷落。他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变成契科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遭遇各种变故，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出版社三十多号人，这就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铸女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却被他做成现在这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黄怒波这么解释。
黄怒波说在通贵大队的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那里体验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报道他的事迹。这是他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乡是吃百家饭，也不讲究，有啥吃啥，端起就吃。“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 黄怒波曾一个人住在大队部，村民段忠礼去打油，发现他生病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上北大的被褥都是段妻缝的。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段忠礼的妻子。段妻到今天说起黄怒波仍会激动地哭起来。
曾经的愤怒和野蛮部分发生了改变。黄怒波说，以前读初中时，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有次上课发生争吵，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有次一农妇和别人大吵大闹，最后却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黄怒波硬是忍住了没动手。他也学会了给予。自己生病时，听说村民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已经工作的哥哥接济他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哥哥给他送来的燃煤和土豆，他让村民每人几铲每人几个地给全分了。
今年3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曾经扶助过他的涂老师重聚，他这么说：“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
在中坤集团旗下的系列项目中，安徽黟县宏村是黄怒波最为得意的项目。1997年，中坤介入宏村项目，和当地政府签了三十年的经营权，2000年11月，宏村与黟县西递村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紧靠富庶的长三角，每年有上百万人到宏村旅游消费。黄怒波在他的北京中坤大厦自豪地说：“宏村是我一手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世界没有人有这种成就，对吧？没有我就没有世界文化遗产宏村。”
宏村旅游开发公司汪国平主任回忆，1997年他在景区上班，当时宏村路面的青石板大部分损坏，有些房子年久失修，村里到处堆着垃圾，散发着腐坏的臭味。汪国平见到黄怒波时，觉得这人个子高，眯着小眼，挺和气的，和当地的大老板不一样，感觉像个学者，文质彬彬的，但又有说不出的威严感。接触几次后，他觉得黄怒波做事很爽快，说到做到。对以前交待的事，记忆力超强，下次一定会过问。
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老百姓打啊告啊的”，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我从小就不服输，他们越折腾，我越要把它做大。”中坤进入宏村时，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将17万元(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全部给村民，另加5%的门票分成，村民以为“北京人是傻子，收入全给我们了”。但后来随着门票收入增长特别是2000年底申遗成功后，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村民打出“北京人滚出去”的横幅，有的在街上泼大粪，接待游客时倒垃圾。因此，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另加10%分成。2002年，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县政府要求重谈合同。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将门票总收入的33%返给地方。现在宏村一年的游客有一百万，门票收入五千万元。算上税收，五千万元有一半给了当地，“做生意不能太独了，”黄怒波说。
陶斯亮认为，黄怒波是从中宣部出来的，“他足够聪明，通过合法手法，或者不违法的方式赚钱。他把它玩得很好，游刃有余。真的是奉公守法，就别当企业家了，就像我这样坐办公室就行了。但是，你要是不遵守法规，你的企业很快就会完了。我觉得他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处理得非常好，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
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转型做旅游地产——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 2009年房价疯涨，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黄怒波表示，“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比你更有钱的、比你更不要命的，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他反问记者：“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5万元/平米，未来卖10万元/平米也正常，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米，是多少钱？”
3月21日上午，黄怒波与集团高管在黟县宏村的配套项目梓路寺检查工程进度，这是他投资1亿元重修的唐代名刹，预定今年6月迎接香客。在梓路寺主持的房间里，黄怒波右手搭在椅背上，跷着腿，左手指着汇报材料指指点点。中坤集团总裁焦青双腿并立，赶紧从兜里掏出笔记本速记。中坤高管们讨论寺庙的公共厕所建在哪里时，黄怒波不容置疑地说：“你们不要讨论了，听我的，建在这里。”焦青回答：“这样太麻烦，需要重新把水泥打掉，安装水管……”黄怒波右手往下一挥说：“别凑合，给我修好一点，别像个茅房似的。这个庙的一草一木都在我脑子里，我了如指掌，我说建在哪就哪。别叨叨了，过！”他如连珠炮似地重复“这个问题别叨叨了，过”，平均三四分钟处理一个问题。在梓路寺开会时，中坤在黟县的工程部负责人赵伟手机响了，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摁断铃声。私下里，赵伟告诉我：“当时我连扔掉手机的心情都有，幸亏那是在寺庙，黄总又忙于吩咐工作，要在平常，肯定要骂我了。”
随后，黄怒波眼睛一瞟，看到主持房间墙上有两颗钉子，立即板起脸问：“这是怎么回事？”主持解释说是当地县政协主席给他写的一幅字，原先挂在那里，后来撤下来了。黄怒波说：“佛门净地，可不能随便钉钉子。”主持连声说：“是、是、是……”来到定于今年6月开业的黟县奇墅湖五星级大酒店，黄怒波眼尖，发现湖边有垃圾，立即厉声问：“怎么回事？”中坤集团副总裁姚勇面色有点难看，支支吾吾地回答不出来。黄怒波说：“你这里的保安不是没事干吗？叫他们来捡垃圾！”姚勇赶紧回身，小跑着挥手大声吆喝保安过来。
黄怒波交待的事吩咐下来，焦青感觉“像屁股上挂了一串鞭炮一样，逼得你往前冲”。有时刚过五分钟，黄怒波就会打个电话询问这个事落实没有，一盯到底。“你没有退路，让你今天干完你就必须干完。”焦青说。
黄怒波的威权作风也影响了焦青。很温和地和我聊天的焦青，在工地上却是“凶神恶煞”，有些人对着他脑子就空白。焦青说：“我跟打仗一样玩命，就喜欢李云龙那个劲。”他抓大钟寺商业广场这个项目，选的人都是一个顶一个，“干不成我根本不会饶恕，也甭给我休息”。他手下有位女高管，带着孩子到工地上班，得到焦青的表扬。
黄怒波如君王驾临一般，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他的领地。他的下属在他面前战战兢兢。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有时候董事长办公室里的女孩眼巴巴地望着他，问：黄总，您的东西准备好了，您什么时候走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她们安静得很，不敢大声说话。“我估计我一走，办公室该放鞭炮了。”
2002年，中坤经历了一场内乱， 黄怒波自己是这么定性和描述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了问题，这厮们早就私自联合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产权也转到了他们的公司名下，几千万元也被搞乱了账。那西北孤狼的野蛮和斗志充斥了心灵。一场酒后，我单身闯豺窝，踢奸贼，踹碎了门玻璃，把所有人统统赶出了公司大门，连夜从外地企业调人进京。清查三天后，原来，几年中，那几个厮已完成了清猴侧战略，财务、人事、重要部门，包括我的司机都已被洗脑策反。几年中，我一是基本不在北京；二是脾气大、骂人多、哄人少；三是定的财务报销制度严，那厮却串通了财务，拿破例报销、额外补贴迷住了不少员工；四是我采取的是强硬政策，那些厮运用了怀柔战术，往往是我在屋里训斥骂人，他们在门外等着安慰。老天有眼，就在足以导致我家破猴困、公司倒闭的当口，这些厮东窗事发。
时隔八年后，黄怒波口述当时的经过时依然十分愤怒，说到当初酒后一脚踹门时，右手握成一个拳头，猛地往前一击。
虽然黄怒波很细致地解释了内乱原因，但作为绝对控股和拥有绝对权威的民企老板，部下这种程度的反水依然少见。“民企没有一个不分裂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心态容易失衡，他会认为凭什么挣这么多你是老板？他不想想资本是我挣的，项目是我拉来的。我过于信任人，但我的手段又过于强硬，他一下适应不了。”黄怒波感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人在金钱面前变得比野兽更残忍，强盗顶多拿刀枪抢个银行，他们是从根子上要让你家破人亡。”
但以王石为例，早年性格也非常暴躁，可万科一向被视为业内管理和发展楷模，黄怒波不以为然：“他(王石)是职业经理人，我是老板。”这又有疑问，按说自己是老板，更好掌控啊。
焦青说，那次内乱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董事长很严厉，有时不管三七二十一，骂得你狗血喷头：“但是黄总跟我说过一句话，‘焦青我骂你十句话，也可能就那么一句对，你就把那一句话记住，另外九句你忘了就完了’，对于批评或提醒，有些人不能正确看待。二是黄总很仗义、豪爽，他会给你说个美好前程，但现实中是不能全部实现的，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愿望总比没愿望好。但有些人吧，黄总跟那些人说了一百条，九十九条都实现了，那些人却不记住这些好，只有一条没做到反倒记住了。”
陶斯亮说：“黄怒波这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他不是很善于保护自己，有的时候他锋芒毕露，个性比较强，爱憎分明，也不是八面玲珑的人，有时容易招来一些攻击，无妄之灾，一些告状什么。他属于只管前进、不注意后面掩护自己的那种人，披荆斩棘向前走都是他自己。”
可能这次教训过于深刻，黄怒波后来用人主要看忠诚度。中坤一员工说，黄怒波能够容忍你犯错误，但要忠诚。你如果犯了错误，他会继续让你干，这样你不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些年，黄怒波不知处理了多少人，他发现不忠诚的人就让他们走人了。我问黄怒波，2002年那次内乱在他心里已过去了吗？他叹了口气说：“我至今想不透，人为何那样贪婪、残忍？”
虽然从受尽白眼的穷小子，变成衣锦还乡的亿万富豪，但他遭遇的人性之黑暗和丑陋，似乎是黄怒波的人生中飘荡不散的幽灵。有了解他的人给出了比较绕的分析：父辈遗传的野性、独裁和煅于丛林的精明，是他成功的原因。但另外一方面，天性的善良和对温暖美好的渴求、诗人的随意、生活在别处的思维，却让他后院容易起火。结果产生一种外人看来很戏剧化的分裂，一面像柳传志王石般君临天下，一面却像多愁善感的糊涂诗人。而后院起火的背叛，更加深他对人性的暗面印刻认识，于是必得更采取独裁和寻求忠诚。黄怒波在以前的采访中也曾谈到自己是个独裁者，他认为民营企业本身没有民主，他不太认可现代公司制度。
当然，诗人的敏感与煅于丛林的野性，又让他能及时发现并果断处理问题。黄怒波对佛教情有独钟，一次他买了很多黄金，准备打几个小金佛。他委托一个相熟的画家，给画家买办公室，提供住房，高工资，后来他发现那人做的小金佛是镀金的。“没人向他举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感觉出来了，可能是他觉得不知道哪根筋动了，觉得不太对劲，让人一检验，就发现是镀金的。”陶斯亮说。有次陶斯亮问黄怒波：你怎么第六感那么强呢？黄回答：我就是感觉得到，我这人就是命好，几次要发生大事都被我感觉出来，及时制止了。陶斯亮觉得，可能跟黄怒波注意细节有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都能发现不对劲，可能也是诗人的敏感吧”。
3月28日上午，黄怒波到贺兰山给他父母扫墓，从墓地回来，经过戈壁滩。我和他有如下对话：我：你为何喜欢狼？黄：我喜欢狼孤独、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但狼是有攻击性的动物。黄：人不是比狼更残忍、更富攻击性吗？
陶斯亮说，黄怒波眼里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好的人，他对他极好；坏的人，他一点都不搭理人。与陶斯亮共事的时候，黄怒波常常这么对她说：大姐，这个人不行，绝对不能用。那个人很好，你一定要重用。
1998年陶斯亮母亲去世，她有一段时间快崩溃了，老是做恶梦，不能睡觉。黄怒波看在眼里，特别着急，他说：大姐，我带您到西藏去，你到那儿可能会平复下来。他就带大姐去了一趟西藏，他是很信佛的人，很虔诚，在西藏，他带她到各个庙里转了转，在广阔的高原待了8、9天，她回来就平复了。所以大姐特别感激他。如果不是他陪她到西藏，大姐觉得到任何地方她的心都不会平复下来。
前两年中坤做大钟寺国际广场、中坤大厦等项目，有十几年前合作过的建筑公司找上门来。当年这个公司不走正道，焦青他们都忘记了，但黄怒波记得很清楚。他说：不可能和他们合作。我不会忘记的，做坏事的人就该受到惩罚。而与中坤长期合作的另一建筑公司，黄怒波则很慷慨。一次谈价格，黄怒波爽快答应了老板的报价，这比焦青准备的最低价高了近两千万。焦青当时大吃一惊：“一两千万啊，我当时的眼睛都差点瞪出来了。”但黄怒波认为这家公司的工程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该奖励。焦青他们开玩笑说，好几个建筑商老总都被黄怒波带成了亿万富翁，买了奔驰600.那些建筑商都说：“即使我顶不住我也死扛，否则没法见大哥。”他们把黄怒波喊做大哥。
黄怒波对财富带来的自由很享受：“我现在不觉得累了，因为我现在可以任性，不高兴我就不做了。”他觉得做一百亿与做一个亿没有多大差别，现在他想登山就登山，想出诗集就出诗集，这种生活才好。他说他不喜欢为商，但也说如果没有钱，他的诗也不会为人知道。他在柳传志、俞敏洪等人面前朗诵刚在飞机上写的诗；《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每次见到他都说：“黄总，你的诗让我激动，太深刻了。”当然，也有人认为黄的诗歌从诗艺上说过于直白。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黄怒波捐了一亿元，名列“北京大学十一名人”榜。有人说，这个名人是捐出来的。黄怒波不否认，他觉得：“我能挣来钱，又不是偷来抢来的。北大不只是培养政治家、文学家，也培养企业家，这是当今社会进步的标志。我很坦然，证明我有本事。”与此同时，公开数据显示，黄亦在多种慈善榜上名列前茅。
3月18日下午，黄怒波接受我采访，这天上午他刚刚拒绝了一笔生意。有家山东企业来中坤大厦谈租金的事。对方说我们有好多家楼在谈，黄怒波就回答，我还不想给你呢。他跷着二郎腿，右手拍了拍桌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赚那么多钱干什么？”他的桌子上堆满了商业计划书，他虚指着它们，又重复了一遍：“我要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黄怒波多年前曾去参加某市一商业活动开幕式上，原定有他的演讲。头一天晚上，该市市委书记在会议上说了好多黄怒波的坏话，一怒之下黄怒波扭头就走。该市市长赶到机场拦截也没拦住。黄怒波说：“对不起，我不伺候。”他说那个市委书记在当地口碑很差，后来下台了。“商机那么多，我为什么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黄怒波承认做生意时总会遇到官场上的麻烦，比如索要好处。“我大不了不做，不赚这个钱。”
他说：“我觉得中国人活得这么难，好不容易活过来，凭什么再委曲求全。你惹急了我，这个项目不要了。我不要这个钱也行，但是我人格得要。”
2009年上半年，中坤曾和银行谈贷款的事，到最后需要黄怒波签字。可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也到了。焦青让他再等两天，黄怒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能阻挡我去登珠峰。”焦青赶到首都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经起飞了。最后是银行一方的负责人与中坤财务总监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黄怒波签字。
2008年春，黄怒波与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在美国田纳西州进行一段公路之旅。他们在猫王故乡孟菲斯停留，与一位退休飞行员谈生意。那位老人驾驶了一辈子的飞机，买了这块地，想修一个小飞机场、一栋房子，在此终老。可是金融危机让他的退休计划破产。欧阳江河说，黄怒波根本没和老人砍价，对方报价多少就是多少。黄怒波觉得那样一个人孤老了一辈子，有这么一个梦想，却破产了，没了养老费。他没有讲价，买下了那块地。
3月21日上午，黄怒波恭敬地点上梓路寺的第一炷香。他向我描述了去年在珠峰8700米处看到的景象：早晨快七点时，群峰都亮起来，八千米的山头都在底下，阳光从云层下打到上面，一时间飘飘忽忽有往下跳的冲动。黄怒波吓得赶紧下意识地检查保险绳。少年时代，他曾从断裂的树枝上摔下，摔断了肝脏血管，跌得人事不省；他曾被倒下的报栏砸倒，昏迷过去，身旁的男孩被活活砸死。他感慨：“这样的经历太多了，好多次要死掉了，但是都没有死。就是觉得老天也不让我死。我死都死过几回了，还怕什么困难吗？” 而珠峰走神瞬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死的。他的员工们告诉我， 老板每登一次山，都变得更平和更宽容些。
黄怒波曾经憎恨那些曾给他带来屈辱与苦难的人。现在他说，衣锦还乡也算是复仇，那个年代整个社会就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也是受害者。
3月28日上午，黄怒波从银川市出发，拜祭他的父母。汽车在平坦的公路上奔驰，穿过茫茫戈壁，乱石上偶尔可见野兽的白骨反射着白光，远处雄浑的西夏王陵见证岁月如刀。灰蓝色的天空下，贺兰山拔地而起。大大小小的墓散落于贺兰山脚下。刻着黄怒波父亲名字的青砖与黄怒波母亲的尸骨也合葬于此地。
在方圆数平方公里的墓地中，黄怒波父母的墓最为气派，坟头用砖石围了起来，浅灰色的墓碑有两米高，还有刻着“祖上多善事，孝子福满门”的石碑。黄怒波先将花篮放在墓碑前，再从地上捧了几捧黄土撒在坟上，又恭恭敬敬地跪在坟前，伏着身子磕了三个头。
挨着黄怒波父母合葬墓的，是一方低矮的坟，坟头是一堆苍灰色的乱石。墓碑上用朱红的油漆新描着“下乡知识青年金虹之墓”。金虹是黄的同班同学，1975年因煤气中毒去世，黄怒波直到几年前扫墓时才发现金虹竟然葬在自己父母坟旁，坟前杂草丛生。“他是独子，如果他父母活到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我估计他父母早就去世了。”自那以后，黄怒波每次给父母扫墓，都会打理一下金虹的墓。
黄怒波放了一篮鲜花在金虹墓前，捡起几块石头放在金虹坟头，神情黯然。他抹了把眼睛：“我的同班同学已经埋在地下三十多年了。我们这代人，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好多年轻鲜活的生命，都被那个时代给耽误了。我能活到现在，已经知足了。”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微微扭过头，把目光投向远处亘古不变的贺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