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招商银行[12.73 0.39%]在国际化道路上遇到的坎坷与艰辛，已经成为它的财富。九年中，正是通过坦诚的对话和交流，使马蔚华与很多原本陌生甚至持有各种偏见不太友好的外国人成为了朋友。 在亲身体会了华尔街最冷的冬天后，马蔚华看到的不仅是人生百态，更多的是危机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马蔚华已有了深深的体会。 在国际舞台上更要自信
《新财经》：在您申请美国办事处和纽约分行的九年当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马蔚华：跟西方人打交道自己要有自信，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不一定都相互认同，但可以相互认识，不一定成为同志，但可以成为朋友。2007年秋，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主题就是招商银行的发展。当时学校没有跟我商量，请了很多媒体过去。我讲完之后，很多人提问，我开始以为是学生(其实都是媒体)，问题也很尖锐。我都很坦诚地回答了他们。
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半版文章，题目是《中国的企业应该透明》，文章中说，“大多数中国企业都喜欢把自己关在壳里，这样很安全，但是，你不跟别人交流，别人就不知道你。招商银行用五年时间把华尔街的政要、监管当局和竞争对手都一个个变成了自己的朋友。所以，像招商银行这样的企业，全世界都不会怀疑它有不可告人的事儿。”《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等于向全世界给招行打了一个广告。
《新财经》：招行的信用卡及私人银行业务在国内做得都很成功，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马蔚华：当初，我们很崇尚西方，觉得他们什么都好，我们自己很谦卑，没有自信，有点妄自菲薄。现在，我们需要自信，我之前拒绝了花旗银行与我们合作发信用卡，不等于我们在封闭自己，这是我们的策略，主要考虑与花旗合作会受制于它。结果，从招行推出中国第一张国际化信用卡开始，我们用五年时间就占领了30%的市场份额。西方用七十年做成的事，我们完全不用那么长时间，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提高。
当年，我们搞私人银行，想找外资银行合作，他们都不愿意。金融危机后，那几家外资银行亏得一塌糊涂，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富人在过去一年会名列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日本和美国。私人财富的增长是私人银行巨大的市场，由于之前外资银行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只好自己干，没想到，现在这些业务全成我们的了。不到两年，我们拥有私人银行客户超过1万个，都是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凭借着本土经验，和对本土信息的理解，没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今天，谈起当初拒绝与招行合作这件事，那些外资银行都感到非常遗憾。所以，只要有信心，我们自己一定能做好。
《新财经》：中国银行[3.55 0.00%]业在这场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小，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马蔚华：中国银行业之所以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最小，第一是我们强大了，第二是我们的监管完善了，监管体系在不断地国际化。所以，美联储在批准纽约分行开业的文件中，有80%的描述是关于中国监管环境变化的。但事实上，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程度还很低，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市场交易中，这也是我们侥幸没有被金融风暴卷进去的原因，就好像你没有去大海里游泳，就不可能被淹死一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去面对大海，如果学不会游泳的本领，将来还是会被淹死。虽然我们今天得了很多第一，但其实是我们在和刘翔赛跑时，刘翔不小心被绊倒了，我们才侥幸得了第一，论实力并没有他强。这个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妄自尊大，不能沾沾自喜。
中国银行业与世界银行的差距并不在于产品和服务，最大的差距是管理。当然，管理的制度、方法、手段我们都可以学，最大的难点是管理理念和思想方法的转变。花旗银行这个庞然帝国，尽管出了很多问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是一个国际化的银行。 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
《新财经》：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您跟美国华[0.19 2.14%]尔街金融机构的大佬们都进行了交流，您是怎么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的？
马蔚华：第一，危机往往是重大历史的转折。如果不是这场危机，奥巴马当选总统也不会那么容易，布朗也不会在濒临倒台的时候成为救市英雄，克鲁德曼也得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重大的危机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人命运改变的转折点。1857年，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这之后，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使奴隶制得以废除，使《宅地法》得以实施，使重工业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危机是旧制度积累的各种问题的总爆发。如果不是这场危机，美国人也不会自觉地总结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问题，也不会检讨监管制度的弊病。盖特纳在评价美国监管体系时说，美国有七大监管当局，但很多事没人管，他用中文说了一个“乱”字，来概括美国的监管体制。金融危机似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外界对西方金融制度的迷信。
第三，危机往往是弃旧图新的难得契机。这一点用在中国很恰当，危机发生后，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过去，中国的最大目标是瞄准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以全国之力增加外汇顺差，现在的外汇储备有2万多亿美元。这当然是好事，但有时候好事也会成为很大的负担。中国长期以来依赖欧美市场，出口占GDP的40%，金融危机使市场需求大幅降低，失业率上升，再依赖出口显然是不行的；而内需市场又不是一两年内能开拓的；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这样的经济才能走向成熟。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解决了，中小企业活跃了，潜在需求变成了现实需求，这个时候，经济才能真正复苏。
《新财经》：您认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前提是什么？
马蔚华：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走出去的前提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国际化是提升企业管理的过程，没有国际化的管理，业务不可能做大。企业在国外发展业务，更重要的是让国际化成为本土化。我们的纽约分行员工70%～80%都是美国人，招行收购的香港永隆银行的员工都是当地人，我们没有从国内派一个员工过去。 中国银行业要在理念上变革
《新财经》：您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马蔚华：中国银行业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习惯了贷款规模的增长，速度的加快，习惯了给大企业贷款。但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形势下，西方银行不断介入中国市场，资本约束越来越严格，这套传统的东西可能玩不转了。拼命地放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减少。增加资本充足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上市银行如果不断去市场融资，股民会有意见。所以，我们必须从过去追求规模的粗放型变成集约型，同样的资本消耗要得到最大的回报。
《新财经》：招商银行在近年的发展中，进行了哪些改革？
马蔚华：六年前，招商银行第一次转型就是发展批发业务中的中小企业，发展零售业务。到2009年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比较好的结构调整。现在，我们又提出第二次转型，主要是在同样的资本消耗下得到最高的利率，提高定价能力。跟大企业打交道虽然风险小，但定价能力不会提高。相反，与中小企业打交道，我们有主动权，可以提高定价，但风险比大企业大。
不过，与中小企业打交道，可以锻炼我们的风险定价能力。未来，市场竞争会变得更复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在复杂环境中管理风险的能力，就可能永远不能在国际上竞争。所以，我们提出，大企业不是我们的方向，中小企业才是我们的方向，要进一步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
几年以后，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资本消耗得到更多的资本回报。改革必须在理念上进行颠覆性的变革，要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抓紧时机提高管理理念。将来，即使那些倒下的银行再次崛起，我们也有能力与它们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