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天一大早，身为富士康国际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的郭台铭乘专机从台北飞抵深圳，陪同200多名记者参观园区的生产车间、食堂、游泳场以及新成立不久的员工关爱中心，“我们绝对不是血汗工厂，但我不敢保证下一个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他说：“除了道歉，我又能答应什么呢？” 26日下午，前一天刚刚当选为深圳市委书记的王荣率队再赴富士康调研。26日晚，深圳市政府就富士康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同日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杨毅首次就富士康坠楼事件表态，称将密切配合深圳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善后和预防工作。 也是在26日，来自两岸的专家正在富士康龙华厂区召开“第三届海峡两岸心理暨社会学专机团调研座谈会”，主要议题是如何预防坠楼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长期以来将国际竞争力建基于廉价人力成本之上的“世界工厂”模式，富士康已被视为一个缩影。迄今已造成9死2伤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一个月来掀起剧烈的舆情风暴，引发了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 “这一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员工个体、企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希望促进企业在危机中加快转型。”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26日晚表示。 无所不在的压力
26日当天，被200多名国内外记者团团包围的郭台铭，和记者们一样，直到下午3点都还没吃午饭。他满脸倦容，头发斑白，在座谈会上用白毛巾擦了半天汗。 “我一个月都没睡好觉，昨晚在台北一夜无眠。”他表示，“现在公司内部压力特别大。等忙完这阵，高管也将进行心理辅导，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不过在富士康，工作压力最大的可能还不是高管们。 富士康在全球有90万员工，其中在中国的80万员工里，深圳占45万，而在龙华厂区就有25万。26日上午，当郭台铭出现在龙华的生产车间，员工们都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几位原本正和同伴说笑的员工，目光与记者遭遇时，笑容戛然而止。“富士康的管理很严格，加上厂区很大，员工平时较少接触外面的人。”面对记者的疑问，一个年长的员工解释说。 “半军事化的管理以及强调执行力的富士康，虽然管理效率高，但在内部环境上，无形中就能给人以压力。”富士康一位流水线组长向记者反映，这里的员工都知道“郭台铭语录”——“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 记者在生产车间也看到，即使连楼梯道上的每一道台阶侧面，都贴着内容不同的励志标语，似乎在显示着无所不在的压力。 当天受访的一些富士康员工反映，这里的等级繁多而森严。自低层至高层，富士康的管理职务通常有：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管理者的收入与其所在职务的高低相关，其薪资构成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部分就是职务工资。 “我们的基本工资就比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高一点，想多挣钱，必须要加班。”一位员工说。 下午6点左右，在“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南门，成群的富士康员工像流水一样流出。这些员工在吃过晚饭后，依旧会从南门返回已经工作了一天的流水线加班。 面对记者“富士康员工是否有不加班的自由”的提问，郭台铭表示，“富士康员工都可以不加班，但是同时富士康也给了每个员工升迁晋升的管道”。 他认为，富士康只有企业的功能，没有社会的机制和政府职能。“当这个责任延伸到无限（员工家庭的困难，个人感情的困扰等）时，我们是绝对承担不起的。” “管理方面是很严格的。员工好多都是90后，直接从学校到这里。工作感受到压力，但又不敢和别人讲。发工资时心情好一点，但想玩又没空去。”富士康员工小李抱怨说，虽然也在深圳，但周边的环境太差，要玩还得到深圳市内。 尽管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差不多让人崩溃，可是在富士康门口，每天依旧聚集着几千名前来应聘的员工。 “相比于其他工厂，富士康无论待遇，还是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福利，都算是不错的。”从其它工厂跳槽到富士康的小李表示。 从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区南门进去，四车道的马路两旁绿树成荫，车间、宿舍、办公楼次第排开。和其他工业厂区不同的是，这里超市、邮局、银行、网吧、餐厅、书店、游泳池、健身场所等，一应俱全。 据富士康介绍，在龙华厂内，有三个社康中心，5个标准化的游泳池。“但是分配到25万人的庞大群体，真是不够用。” “富士康和在龙岗坂田的华为类似，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周边社区并不能为之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比如华为员工的午餐，都是在深圳关内由服务好的餐饮商提供，然后用专车运到华为。”深圳市“华为科技城”总规划师张曙向本报表示。 “南门里虽是一个独立的社区，但满足不了近30万人的需求。周边社区提供的服务和富士康内部又有所雷同，说不上配套。”在富士康龙华科技城南门外开着一家旅馆的李先生表示，工厂林立，功能单一是富士康周边社区服务整体现状，能为富士康员工提供的服务表现为旅馆、餐饮，在精神文化层面基本为零。 郭台铭表示，“一年多以前，富士康就感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目前也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建设。” 多重问题叠加 连串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也在试图开辟员工压力释放口。郭台铭介绍说，厂方一月内将在员工宿舍安装150万平方米的防护栏防止跳楼，同时还会对员工分组后组成“50人相亲相爱互助小组”。而对拟进富士康工作的应聘人员，富士康还增加了一道心理压力测试的进场门槛。 “针对员工已经设立的热线和求助渠道是被动灌输，我们现在的尝试是发动员工上报信息，发现身边员工心理异常，上报给我们，只要信息有效，我们就提供200元奖金。”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副主席陈宏方表示，通过这个办法，有效防止了近30起导致严重后果的事件的发生。 富士康同时也新设辅导部门，加强对员工心理和职业辅导。在“2010深圳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中，富士康除了常规招收大量的普工外，还开出了招收百名“辅导员”的招聘清单。按照郭台铭的想法，这一类辅导员将达到千名。 但郭台铭否认系列自杀事件与工作压力有关，“如果说员工自杀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这站不住脚。”他的理由是，这11起跳楼事件共同的特征是，死者年龄在18到23岁之间，其中9个入职富士康在半年以内，“工作压力谈不上，而且其中3个都是涉及个人感情问题而选择这条路的”。 但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上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富士康坠楼事件确有社会问题的因素，“但还要从企业管理上去找原因”。王同信说，坠楼事件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富士康“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的理念要真正落到实处，不仅要在物质上保障员工的权益，还要在管理制度上、精神层面体现人文关怀。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院长时勘在近期调查了深圳市内8家企业后，形成了一份“富士康员工心理调查反馈报告”。他认为，富士康员工抗逆力水平是8家企业中最低的。 时勘说，抗逆力是指一个人心理能承受的压力，也就是韧性如何，也是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时的心理适应和调节能力。根据他的调查，高中学历员工抗逆力是最低，本科次之，基层领导抗逆力最高。而在年龄上，则体现为年龄越大，抗逆力越高。 为此，时勘建议，富士康当前先要控制消极情绪的感染，开展员工心理援助计划，同时还要建立同伴教育体系，共同应对情绪问题。 “富士康文化是一种男性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军队文化。”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罗家德说，富士康员工当中80、90后已经占到了85%，这种军队文化可能还适合工厂管理，但已不适合80、90后了。这背后是一个传统产业模式背景下的代工厂所必须面临的中国转型当口所需付出的阵痛。 续沃尔玛之后，富士康科技集团是全国第二家成立工会的外资企业。陈宏方向本报记者表示要反思“企业在人文管理方面是不是有值得改善的地方？”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还有维权系统，为什么还有悲剧发生？我们工会也在检讨，我们一直在思考。” 陈宏方说，富士康的员工工作是有压力。“因为工作流程和产量有标准的作业流程，员工要按照工序重复去做，很枯燥，虽然体力支出不是很大，但重复工序，会产生很大压力。” “政府需要做更多” 对事件的反思也延伸到了富士康工业区之外。 “类似华为和富士康这样的工业园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城市的概念。”张曙表示，“在做整体规划时，他们需要更多城市配套来支撑企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园区，政府只管给地建厂房，政府需要做得更多。” “目前我们是得到过政府提供的服务，但对企业来说远远不够。我们希望社会和政府机构给更多的支持和建议。”陈宏方表示，24万人组成的群体需要很多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来支持。“富士康没有得到这种资源，仅仅是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维系这个庞大群体的管理，我们无法杜绝今后发生这种悲惨事件，我们呼吁政府更大的投入和支持。” 政府能做些什么？陈宏方提出的要求很“具象”——希望政府能在厂区周边建立一些篮球场、足球场、电影院等设施，配置一个公园等。 事实上，拥有数万员工的华为在深圳亦面临类似的问题。据本报了解，正在规划中的“华为科技城”就在周边配套中，将充分考虑华为的需求。 而对于富士康这个大社区，一份“关于加强富士康及周边区域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实施方案”已经摆在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宣传文化科科长林劲松的案头。 林劲松手中的方案是龙华街道办按照上级指示草拟的，方案制定得非常具体，包括建议富士康在员工集中居住区安装若干台自助图书机，完善宿舍区文体设施，甚至建议富士康所在的清湖社区建设1个文化长廊、2个健身路径、2个篮球场、2个乒乓球台，完善清湖社区图书馆，新增120种报刊，开展文艺演出。 在26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李平介绍，深圳市公安局已派驻260多名特保队员和100多名巡防队员，协助富士康在园区及宿舍区开展巡查看护和对情绪不稳定人员的排查工作。 深圳市卫生管理部门也派出30多名心理医生和医疗队进驻富士康，对1400余名员工开展评估筛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救援活动，建立了员工心理疾患诊治绿色通道，为存在心理疾患的员工及时提供治疗。 深圳市总工会已经约见富士康行政高层，计划为富士康培训200-300名心理咨询师；发放5000份调查问卷，开展员工满意度调查，及时掌握了解员工的各种诉求。 “真正有话语权的应该还是富士康员工本身，政府和专业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到富士康行专业调查，了解青年员工面临哪些问题，了解他们到深圳创业遇到哪些问题，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再来考虑对策。”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向本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