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商人们在讨论“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时候，新商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就开始了建构。但很少有人考虑如何在一个新的利益格局下构建出一个全民共享的新社会文明来。 文 ︱ 黄怒波 回首往事，在法制条件以及国家政策或者说经济制度都不完善的背景下，企业家们艰难创业。时至今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及财富。我作为参与者，无限感慨，也不乏辛酸。 要知道，相比于市场经济已经发达以及法治国家的经营环境，我们这些做企业的，尤其是做民营企业的，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发展得太艰难了。我们天天是夜半惊梦，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贫富急剧分化之后产生的社会舆论压力，经常把我们推到审判台上，这是一种辛酸的、畸形的商业化现象。 但是，下一个十年，我坚信会渐入佳境。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做企业的完全有可能带领社会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文明。这将是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以及世界企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贡献。 但新商业文明的建设一定是与新社会文明的建设分不开的。本人不幸或者说有幸又有着一些知识分子情愫。写诗的身份、地位和特殊的社会经历让我在这些年没有离开过对知识分子问题或者说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是非与成败 解构是一个唬人的词语，在此处讲，有着不好形容的含义。我们做商业的，无法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中找出商业文明基因，以至于在近30年市场经济的萌芽之初采用的价值观基本是“先论成败、再说是非”。 在那个时候，我们热衷于挑灯夜读《胡雪岩》这样的书籍。捎带着说，还火了《曾国藩》这样的小说。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管理学概念，商人们还必须紧紧依靠政府手中的权力。掌握权力的人，有的人把不住，就产生了寻租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还是一种官商之间的关系，能熬过原罪的，就挺了过来，成为了英雄。严格地讲，这既是中国历史意义上的新商业文明的萌芽阶段，又是一种没落的英雄成长过程。至于为什么读《曾国藩》呢？我想，至少在我来说，学的是他的韬晦之计、他的忍术，这也是一种在官商文化背景下的生存法则。 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处于极大的变革中，丧失了信仰体制，但是实际上也在摧毁着旧的商业文明基础。现在的新商业文明又以极快极广的速度滋生在眼下的经营气氛中，那种暴发户式的经营思维被迅速抛弃了，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自然的责任以及对历史的责任，正在形成新的商业文明体系。 近来，一批企业家在金融危机之后思索探讨中国企业的未来，在琢磨我们的企业管理哲学出路在哪里。西方的管理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但是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如何在下一个三十年创造出自己的管理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崭新的新商业文明，在世界企业史上起到引领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走着一条非常有价值的道路，它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利益层面。 我想，这种文明体系的真正建立，从内部来说，需要和呼唤建立在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基础上的管理学思想体系。讲儒家文化要的是适度、秩序和中庸以及重大的使命感，讲道家文化求的是超脱以及和谐，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但是，无论如何，在中国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有责任尽快从旧商业文明的模式中摆脱出来，进入新商业文明的建设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商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绿公司》说的“先问是非、再论成败”。就这一句话，基本上可以否定我们曾经赖以成功的商业价值理念。那种价值理念背景下的商业现象是：矿难、涸泽而渔、暴利以及三聚氰胺，或者说官商勾结。 裸奔下的建构 但是，在这个国家，商人们的地位和形象还处于一个可疑状态。当然了，指的是民营企业家。人家国企都是共和国的长子、次子以及孙子、重孙子，干的好坏那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跟外人无关。但门外的这些野小子处于时而收编、时而挤出的处境。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新商业文明的建设是困难的。
垄断从来不可能划入商业文明的范畴，支持这种垄断文化的背景是旧的社会文明，反映在知识体系和社会文明的阐述者——知识分子的身上是陈旧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在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能起到新社会文明的呼唤作用。他们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开放的，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是社会思考的主体。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起来以后，财富的差距让整个社会产生了困惑，中国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发问者。 出于历史悠久的蔑视或仇视财富的传统，大家站在了冷言热语以及批判的立场上，以至于很少有人思考我们的新社会文明如何托起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商人们处于在历史上和在社会的场景中裸奔的状态。也就是说，商人们在讨论“先问是非、再论成败”的时候，新商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就开始了建构。可是回头一看，旧的社会文明体系七零八落了，但是社会的利益冲突也更强烈了。矛头所指，自然是这些民营企业家，或者说是他们拥有财富的模式以及过程。很少有人考虑如何在一个新的利益格局下构建出一个全民共享的新社会文明来。我想，这个文明的核心应该是共识、共享和互助。 共识的意思是，我们从法律体系上以及从利益分配上达到一个平衡的观点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仇富或者为富不仁、杀富济贫或者再一次财富革命都是旧文明的范畴；共享就是尽快建立一个新的财富分配机制，从税收以及公共产品的投入和制定新的社会规则；互助是尽快建立新的社会沟通机制，例如：从慈善以及社会组织的建立，开通企业与社会、企业家与民众的对话渠道。如果不能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文明，那目前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对所有ß人都是不安全的，我们的改革发展就丧失了意义。 李书福终于购买了沃尔沃，从李书福发展的经历来看，我坚信他的成功必然性。但是，他也可能失败。然而我想，无论如何，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商人新的商业文明现象。那就是挑战传统以及为一种梦想和事业、或者说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决不放弃。一个民族的优秀基因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我想，以后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说他造了多少车、赚了多少钱，而是应该这样说：“啊，那个家伙，胆子真大，挑战了一个世界！”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说，北大中文系今年将迎来建系一百周年。几天前，我与系主任陈平原老师以及我的恩师谢冕先生商谈庆祝计划。在谈论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文集出版时，我意识到这是在整理和总结一种社会文明。我们不管他们的学术著作离当下的社会有多远，这可是在构建一个社会的良心基础，这是一个新的社会文明的地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具备历史眼光、抛弃个人恩怨、或者说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来探讨和推动新社会文明的建设，那么这个社会将是幸运的。 一个社会的文明建设和进步是多元的，不一定完全达成共识，但应该是代表未来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承担着这种打基础的民族重任。在这个意义上，新商业文明的建设在等待和呼唤新社会文明的建立。如果说新商业文明的本质是创新和互利以及承担责任，那么新社会文明的含义应该是和谐、自由、平等以及法制。 作为知识分子来说，这意味着其意识的独立性，这是新社会文明最重要的一点。在企业界可以有福布斯排行榜，商人们上榜了，其实比的不是财富，是创造力和承担责任。那么在今后的新社会文明建设中，知识分子有个什么榜呢？我想，不可能拿诺贝尔奖来作为一个标准。最残酷和最直接的想法是，作为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一辈子都别想着得到社会的盛赞。应该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人们再回顾时，感叹道：那个年代群星灿烂、人文荟萃，知识分子们承担了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