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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红 12月7日到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哥本哈根举行。在本届会议上，发达国家倡议从2010年到2012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援助，其中，日本承诺将拿出90亿美元。 从政策姿态上看，可以说比上次的波兹南会议有了很大进步。但问题是，部分发达国家主张援助框架应附设条件，即要发展中国家在公布的减排目标基础上，提出更高的数量指标。其沽名钓誉，昭然若揭，凸显“气候重商主义”特质。 百余年来，发达国家持续引领工业化潮流，对“地球发烧”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自然有率先“给地球降温”的义务。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不仅公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框架，且面对新的“减排周期”，竟然提出了令人费解的指标。奥巴马政府新近提出的指标是，以2005年为基准减排17%，而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16%强，由此，该指标仅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零减排”。 欧盟和日本虽提出以199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排20%～25%的高指标，而其主要方式则采取“市场交易”，其心思不在减排，而在于通过引诱发展中国家自我戴上“紧箍咒”，开放“碳权市场”，引进其“清洁型发电站”、“低碳型钢铁厂”，乃至“绿色家电”、“环保汽车”等等，控制下一代技术，垄断“气候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 尤其是，在美元体制备受怀疑的情况下，早在2007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日本金融顾问末吉竹二郎就曾发表文章，主张各国预备“二氧化碳本位制”，推动“美元退位”。末吉指出，“碳权市场”将成为国际流动性的主要供给地，各国货币将与二氧化碳联动。 正是这种远景的诱惑，让日欧在美国主打民主、人权之外，扛起了环境大旗，积极构建“碳权市场”，抢购、囤积二氧化碳排放权。二氧化碳排放权成为未来的战略资源。而“二氧化碳本位制”对美元体制的潜在挑战性，恐怕是美日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潜在因素，也堪称发达国家大搞“气候重商主义”，确保新体制主导权的深层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