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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说，凡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没有一件是成功的。此话赢得广泛喝彩，可惜并不完全合乎事实。 政府主导的举国基础设施建设是成功的；政府主导的都市化是成功的；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政府主导的遍地开发区也是成功的。不用再列举了。成功有代价，而且巨大；人们从这些成功中受益程度不同，也有人因此受损，但无人能否认总体的成功本身。 原因很简单：模仿容易，就连政府都做得到。中国经济30年增长，受益于从极不正常恢复正常。一方面模仿成熟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模仿东亚国家出口增长模式。经济自由化向国际接轨，产业政策向“亚洲四小龙”接轨。微观层面，产品或者服务，我们“拿来主义”。中国经济增长无奇迹——在正常的制度激励下，模仿帮助后发者爆炸性地增长，迅速赶上。赶上容易，超过难。有专家认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面临难得的机遇，因为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可以“弯道超车”。这只看到站在相同起跑线这一表面的平等，没看到因此丧失了模仿对象。模仿容易，创新难。日本是“后发+模仿+产业政策”主导模式之祖，它将这一模式发挥到极致，国富堪与欧美比肩，然后掉队了。凭什么认为今天的中国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能更进一步？ 赶上可以靠模仿，超过只能靠创新。创新就不能指望政府。政府的行为方式是集中的、僵硬的、命令体制的、由上至下的、动员体制的、不容错的。每一项都是创新的敌人。政府不能再试图做创新的主人，要学着做创新的朋友：提供公开透明、非歧视的激励政策；对各种企业一视同仁；乐见各个方向上的创新努力；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障成功的创新者确能获益，但绝不为失败者埋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