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的边际产量，而且影响到单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按劳分配所赖以实现的一切必要条件都不具备，出现了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 本刊记者 | 姚卜成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副主委。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曾说，如果蔡继明百年之后，墓碑上应该刻下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的是一个言必称价值的人。” 王振中的话至少概括了蔡继明近二十年学术生涯的主旋律。早在1988年，蔡继明就与导师谷书堂合作发表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此为我国学术界最早提出按贡献分配的分配原则。2002年，“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写进了中共十六大报告。 蔡继明已发表的130多篇学术论文中，至少有60多篇是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而出版的5部学术专著则全部是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8月中旬，蔡继明教授就他的分配理论接受了《中国财富》记者的专访。 《中国财富》：你是什么时候思索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初衷是什么？ 蔡继明： 1987年中共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只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关系的一种现象上的描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形式的实质是什么，还需要探讨。当时，我正在谷书堂教授指导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研究。 “按贡献分配”理论最初提出时，还只是对以前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否定，该理论是以一种新的价值理论的确立为基础的。此一新的价值理论,就是广义价值论。广义价值论将分工与交换内生于价值决定中,充分考虑了机会成本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从而将传统的价值理论作为特例纳入了自己的价值论体系,故称为广义价值论。 我对广义价值论的研究是从1984年开始的,起因是对劳动价值论和比较优势原理(或比较利益说)适用范围的怀疑。我得出的广义价值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比较生产力与广义价值量成正比,与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成反比。 比较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广义价值创造比较生产力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如此一来,广义价值论就从逻辑上证明了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决定的命题,从而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更具有逻辑一致性的价值论基础。 《中国财富》：为什么要按贡献分配？什么是按贡献分配？ 蔡继明：按劳分配看似公平，实际上并不公平。原因在于这种分配形式的主体是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而且工资的级别很多，劳动者要想获得高收入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劳动，作出了多大贡献，都要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地升基本工资。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劳动者的劳动还不具有直接的社会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劳动的边际产量，而且影响到单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按劳分配所赖以实现的一切必要条件都不具备，出现了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所以，要跟进改革的步伐，就必须出现新的分配方式——多种分配形式。多种分配方式的实质就是“按贡献分配”，即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所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按贡献分配是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为前提的。 《中国财富》：按劳分配与实践有什么样的矛盾？ 蔡继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承认劳动是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否认别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按劳分配实现的条件包括：(一)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二)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三)复杂劳动可以直接折算为简单劳动；(四)给定生产资料的数量、劳动投入量须控制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的区间。 但传统计划经济的生产资料并非全社会共同占有，而且数量稀缺、质量不等，而市场经济中，资源分属于不同利益主体，所以要得到有效的配置，必须赋予大于零的价格，而且社会财富(即价值)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上述因素就导致了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同按劳分配原则的矛盾。此种矛盾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平均主义，效率低下；遏制了物质资本积累，阻碍了人力资本投资；浪费土地资源和资本不能参与分配等。 《中国财富》：中共十三大以前，我国都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导思想的。你提出按贡献分配没有受到反对吗？ 蔡继明：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多的。按贡献分配是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价值创造为前提的，这不仅是对传统的按劳分配理论的修正，更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严峻挑战。 《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最早发表在《理论纵横》上，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严厉批评，认为它否定了按劳分配和劳动价值论。1988年在武汉举行的第三次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引起的争议也比较大。同年末，此文入选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奖。 1989年夏季之后，“按贡献分配”的理论又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受到了多次批判。但我依然坚持，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就一定要按贡献分配。 《中国财富》：你坚持按贡献分配的理由是什么？ 蔡继明：从1989年夏季，到2001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我仍然坚持并不断深化按贡献分配的思想，进一步强调以要素贡献为基础的非劳动收入不是剥削收入，剥削与私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消灭剥削和发展私人经济及保护私有财产可以并行不悖，人类的最终理想不是消灭或实行什么所有制，而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确立下来；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我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否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都是对自己探索真理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一个考验。 《中国财富》：作为一个学者，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变成执政党制定政策的依据，你认为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蔡继明：分配就是生产力。收入分配不仅反映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结果，而且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都有明显作用。我国的改革实践证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解放劳动生产力，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反过来，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和不规范的分配关系的存在，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收入分配制度，从制度上规范收入的合法来源，并且从制度上将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