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邓聿文 最近，富士康与本田的加薪引起关注。实际上，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国多数省份已经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普遍超过10%，有些省份涨幅高达30%。这一系列迹象表明，过去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劳动力低成本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分析各地和企业纷纷推出的加薪举措，有几个因素不能不提：其一，目前的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不断升高，这是催生政府加薪的直接动因；其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普通工人的变化。由于人口红利逐渐衰竭，过去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因此开始变得短缺，这势必促使企业以加薪来应对；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的提高以及对体面劳动的追求，也使得他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低工资和低福利。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在劳动观念上有很大差异，后者工作目标比较单一，就是赚钱养家，但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关注体面劳动，这导致他们对恶劣劳动条件和环境的忍耐下降，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最后，政府加大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社保和医保的建立，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等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制度的推行，也强化了工人和企业谈判的力量。 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有利。不客气地讲，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上的，尤其是劳动力在数量、质量和价格方面具有比其他国家更明显的优势。正是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才得以确立，特别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但也要看到，中国用超低的劳动力价格，虽然换来了经济的高增长，以及名义上的巨额贸易顺差，却并未换来强大的竞争力。统计显示，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长期用相当于美、日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中国不可能永远处于 “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低端。一般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大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虽然在一定时候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这种办法支撑起来的竞争力终究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它根本违背了人性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即使人们的生活过得体面和更美好。 从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来看，劳动力价格的低廉，有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因素在内，然而，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即使是由自然禀赋造成的，背后也有一种人为的制度在加重劳动力的此种弱势。这种人为制度就是，在中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诸如福利、保障等各种社会权利。缺少了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权利，受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竞争约束态势，单个劳动力势必处于弱势地位，只能接受资方开出的工资和福利条件。 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换取的国家竞争力，是不可取的。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引起严重的劳资矛盾和冲突，并由劳资冲突演化为群体事件。 因此，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可以看成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各地对工人的加薪幅度虽然比较大，但离工人的体面劳动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