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带血的GDP”为何难根治



邓聿文

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抢救接近尾声,调查开始进行。日前,国务院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担任组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说,该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也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调查组将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包括党政纪处分、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但仅追究责任是不够的,因为在以往的矿难中,事后的追责并没有阻止矿难的频繁发生。事实上,政府近年为治理各种安全事故特别是矿难,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法制、体制、机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整治,可事实证明收效甚微,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去反思其中的症结。

理性看待矿难会发现,其频发程度正好与我国工业化的加速扩张在时间点上很吻合。客观来说,这构成了矿难多发的一个背景,治理矿难,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而目前所采取的某些做法,例如,在未调查前,就动辄对不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官员进行免职处理,因未经法定程序,而显得有些草率和粗暴,更在于此种处理方式根本阻止不了矿难。

政府之所以习惯采用此种简单的拿人是问的处理方式,反映了我们的监管思路和方式存在很大问题。一般来说,企业是否重视安全生产,很大程度上视政府的监管而定。政府监管严,监管方式得当,企业即使想在安全投入上“偷工减料”,怕也不敢。中国在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上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政府独家垄断了监管权力,不向社会开放这种监督权。

此种监管模式的危害是,一旦政府官员被利益关联方摆平,企业安全就会处于失控状态。此时政府出台的任何防范和应对事故措施,都有可能成为官员以权谋私的寻租工具。另一方面,既然官员拥有主宰公共安全的权力,也就意味着他要担负绝对的责任,当这种责任对他不利时,他就可能卸责,从而形成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权责不明。

比如,本次发生透水事故的王家岭煤矿,正如骆琳局长所说,存在抢工期、赶进度;在出现透水征兆后,没有按照规定采取停止作业、立即撤人等果断有效措施。对于一个国有重点煤矿来说,这些都是不应该犯的错误,但居然犯了,原因就出在它的“国有重点”身上,这是个国家“十一五”重点工程,在国务院都挂了号的,为抢工期,施工方曾先后收到有关部门的贺信14次。在这种要求下,放松对安全生产的监管也就在所必然。

 邓聿文:“带血的GDP”为何难根治
大大小小的矿难,已使政府疲于奔命。为遏止矿难的频发,这些年不时有人呼吁,包括一些官员也表态,不要“带血的煤”和“带血的GDP”。不过,从上述分析看,很难。它首先要求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以GDP的增长考核官员的方式,如果官员不用担心GDP上不去会影响自己的官运,那自然会把更多精力用在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上。除此外,还必须改变目前的监管方式,打破政府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管垄断,需要政府向社会开放监督权力,引入多元监督的治理模式,只要公民有证据表明企业管理或者政府管理出现缺陷可能导致事故,并且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检查要求,国家机关就必须受理并启动检查程序。

惟如此,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被动监管、穷于应对的非良性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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