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保尔森答案 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做起来并不困难， 因为没有选择，“不然后果太惨重，”前美国财长 保尔森在专访中说。中国能从中学到什么？ 本刊记者 胡舒立 王烁 李昕 | 文 摄影 苏里 在5日下午飞抵北京一小时后，当天，亨利8226;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他下榻的东方君悦酒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64岁的保尔森不需要太多介绍。他是2006年至2009年初的美国财政部长，此前则是高盛集团CEO。这是保尔森2008年12月以来第一次访华，对他来说间隔已经很长。他来华次数截至2006年就超过了70次，直接叫他Hank(Henry昵称)的中国人数不清有多少。 尽管有出席博鳌年会这个很好的理由，人们猜测他此番较年会召开提前四天来京还有其他使命。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出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美方想在此前就人民币汇率升值达成谅解的期待昭然。保尔森在北京数日间面见多位中国领导人。4月7日夜，保尔森在财长任上处理金融危机的重要搭档、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突访北京。把这些联系起来，不需要太多想象力。 但保尔森引人关注，还是因为他，加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代表了美国应付这场金融危机的艰苦努力。谈到保尔森，人们会想起他在白宫向众议院女议长、民主党人佩罗西单膝下跪的镜头。在一场无果的两党争论之后，在至关重要的银行不良资产救助法案(TARP)议会表决之前，那一跪浓缩了保尔森在危机中的全部努力——实用至上。他先后支持修改市价计值(mark to market)会计准则，支持禁止卖空，甚至亲手注资投资银行。以前对他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说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没有选择，“不然后果太惨重”。 我们问保尔森，他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我们不仅想知道，这位出身华尔街的财长，在危机中，如何平衡自由市场原则、实用主义选择和道德风险，以拯救美式资本主义；我们也想知道，危机暂息后，他有没有为受创深重的美式资本主义找到一套有新意的表述。我们的问题与愿望，都攸关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学到的经验与教训。 4月5日，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17层会议室，保尔森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的答案不一定完全令人满意，但值得倾听。 危机 “如果雷曼兄弟没有倒闭，我们没法获得国会特批的权力，那么多金融机构在崩溃的边缘，下一个死掉只是时间问题” 《新世纪[25.50 -3.41%]》：我们都读过了你的新书On The Brink，今天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出版了。我们上次采访你是三年前，很显然那以后你大多数时候都在应付挑战。能讲讲你学到了什么吗？ 保尔森：那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挑战性的时期，因为要处理的问题前所未有。当经历这些后，回顾过去我很高兴参与其中，因为我的金融市场经验、性格以及管理经验都使我能够帮助改善局面。 但是，我很高兴不再经历这一切。我知道当时在峭壁边缘，如果再有一个金融机构垮台，金融系统将会崩溃。 《新世纪》：早知如此，你还会不会来当这个财长？ 保尔森：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在最艰难的时候，布什总统几次对我说：“汉克，你应该欢迎这一切。”他的意思是，还好危机来临而你我彼此信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危机发生在总统上任之初一切都要重新学习的时候，就大事不妙了。 《新世纪》：你说自己信奉市场，但在这场危机中，你也曾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以前不愿做的事，比如赞同禁止做空，比如救援金融机构。 保尔森：我从来不相信无监管、不受约束的市场。我总是相信市场需要好的监管。比如，2001年安然丑闻后，我呼吁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遏制公司欺诈行为。 我确实非常难以接受救助濒于倒闭的金融机构，我相信那些冒风险者必须为损失承担责任。尽管如此，这个决定不难做出，因为没有选择，什么都比一场经济灾难好得多。 《新世纪》：如果有机会重来，你会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吗？ 保尔森：嗯，舒立，别忘了伯南克、盖特纳和我都多次说过，我们当时无权救助雷曼兄弟。有人不相信。他们相信美国一定有权力这么干，尽管他们不知道这种权力是什么。 在2008年10月我们从国会获得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授权之前，美国监管体制非常过时，权力有限，尤其缺乏紧急授权，在破产程序之外，来清算一个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美联储和财政部也无权直接注入资金或者担保其债务。 雷曼兄弟跟贝尔斯登和AIG不同。就像我在书中所说，2008年3月，当濒于倒闭时，贝尔斯登既有流动性危机，又有资不抵债问题。但当时有一个强有力的买家摩根大通银行，它既有能力解决资本金问题，又能为贝尔斯登的交易提供担保。2008年9月，AIG也面临流动性危机，但他们旗下有保险公司，其信用评级独立于母公司的信用评级，美联储可以为其提供贷款。 我们努力为雷曼兄弟找买家，但是找不到。为了让你的读者理解，简单来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我在这本书里细述了所犯的不少错误、希望可以避免的错误。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监管系统，也没有足够的授权来处理这些问题。 你得真正了解这场危机。雷曼兄弟是病症，不是病因。在那个周末，我们在设法挽救雷曼兄弟，同时AIG和美林也在坍塌。这些都是长期积蓄危机的爆发。我们想避免雷曼兄弟的倒闭，做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最后却失去了惟一的购买者英国银行巴克莱，因为英国监管当局否决了这桩交易。 假设美国银行买下的是雷曼兄弟，那么美林就不会有买家了，而Wachovia和华盛顿互助银行也在苦苦挣扎之中。事后看来，如果雷曼兄弟被救了，危机不在那一天发生；如果我们没去国会要求TARP授权，此后很可能是更大的灾难。这是大选年，国会快要休会，议员快要回家。所以有人这么说——他们可能是对的——如果雷曼兄弟没有倒闭，我们没法获得国会特批的权力，当时有那么多金融机构在崩溃的边缘，下一个金融机构死掉只是时间问题。 背景述评 金融危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进程，而危机处理也同样。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保尔森在新著里说，“我们只能凑合着往前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雷曼兄弟破产是这场危机的顶点，也是转折。它既震撼了全球金融体系，也使所有利害相关者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能够重振市场信心的方案，一机构一策的方案再也行不通了。 不熟悉美国政治运作规则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不救雷曼兄弟呢？因为用纳税人的钱去援救一家投资银行，不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授权范围内。2008年3月，政府支持摩根大通收购即将崩溃的贝尔斯登，为其担保部分潜在损失，已经引发轩然大波。在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否决巴克莱银行于最后一刻收购雷曼兄弟之后，保尔森没有可能在没有私营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单方救援雷曼兄弟。这在美国的政治游戏中不可接受。 不可接受的事情，仅仅在一个月内就变成可以接受。在布什全力支持下，保尔森和伯南克在国会休会前的最后一刻获得了7000亿美元的TARP救援方案授权。尽管这一方案此后仍多变化，从收购不良资产转为直接向金融机构注资，但市场逐步趋于平静。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了。 教训 “就像人们死前要有遗嘱一样。金融机构应该就他们如何被清算立遗嘱” 《新世纪》：监管机构需要获得什么授权？ 保尔森：我在雷曼兄弟倒闭前两个月就建议过──在2008年6月和7月，但奥巴马政府今天还在与国会合作希望获得这些授权。美国政府需要从国会获得危机处理授权，以便在需要时能干预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不论其是否是银行，而且可以在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清算这些机构，以避免危及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 《新世纪》： 此次危机整体上可以看做“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的考验。国际特别是美国金融体系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保尔森：我的答案是：这些非常大和复杂的金融机构构成潜在危险，需要做几件事。首先是更严格的流动性和资本金监管要求，但最重要的办法是我刚才说的，政府有权力在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来清算任何公司，不管其大小或类型。纳税人不必像现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救助他们。 这很复杂，监管者必须非常有经验。监管者必须事先同这些大金融机构制定一个路线图，就像人们死前要有遗嘱一样。金融机构应该就他们如何被清算立遗嘱。监管不可能完美，总有公司会倒闭，必须要有办法清算他们，避免“大而不倒”的情况再度出现。 《新世纪》：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扩散到全球，这需要国际金融体系做什么调整？ 保尔森：不会有全球监管，但需要全球协调。有一整套的事情要做，首先是更严格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标准化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CDS)应在交易所交易，以增加透明度。非标准的CDS必须向其清算机构说明，并要缴纳更多的抵押。因此我们需要改革评级机构，改革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必须强调，不仅是在美国，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监管机构需要权力在破产程序之外清算濒于倒闭的机构。 另外，很多问题是政府政策造成的。美国很久以来一直提倡拥有房屋。拥有房屋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刺激走得太远了，以至于造成房价泡沫。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美国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美国是全球不平衡的一极。美国人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其他国家则需要消费更多。 长期以来造成的不平衡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变。但在美国，我们过去没有足够的工具，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金融市场总是走在监管系统前面，金融市场的创新导致复杂和不透明。规则和法律需要赶上市场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担任财政部长时，甚至在雷曼兄弟的问题出现前，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全面的监管制度。现在多个监管机构同时插手，各自关注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 背景述评 雷曼兄弟破产冲击全球，因为它以数百亿美元的资本金，30余倍的杠杆率，形成了近万亿美元的交易部位，而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全数冻结。全球金融市场所有主要玩家几乎都受影响，由此激发连锁反应，所有人都担心其交易对手会是下一个雷曼兄弟，于是不再与任何人做交易。全球金融体系的齿轮里突然塞进一根铁杠，系统接近停摆。 什么叫“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过去这个词属于银行，因为只有银行才有足够大的资产规模。现在这个词属于所有将杠杆用足的金融机构，不管它是不是银行。它可以是一家投资银行如雷曼兄弟，也可以是一家对冲基金，十年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就是先例。 保尔森的建议，是再大的机构也可以倒，只要政府有权处置危机金融机构，将其置于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清算。所谓置于法庭破产程序之外，指政府被授权可以以各种手段担保被清算机构的交易部位有序平仓，不至于整个金融体系停摆。这至少需要两大改革：第一，金融机构破产不一定非得走普通企业法庭破产程序；第二，政府获授权可用纳税人的钱，来保证其主持下的特别清算过程平稳有序，但这些钱是可能发生损失的。没有国会立法，这都办不到。 通胀 “通胀不是美国未来几年内需要面对的大问题。真正严重的挑战是长期财政赤字” 《新世纪》：你认为美国经济前景如何？ 保尔森：我相信美国经济正在复苏。失业率仍很高，但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目前稳定，经济在恢复增长，房地产市场多半已经触底，只是需要时间恢复。我认为美国的表现远远超越欧洲。 华尔街改变很大，但欧洲金融机构改革的步伐更加缓慢，因为需要资本金和流动性监管条件要提高。美国国会还没有通过改革法案，但是现在谈论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我相信其中很多最终会成为法律。我并没有掌握什么消息，但是我相信关于信贷违约掉期、衍生品、评级机构的法案会通过。美国的金融监管会更加严格，会对资本金和流动性有更高的要求，最终监管权力覆盖范围会扩大到如我们所愿。欧洲对此有抵制，他们银行的资本金还不及美国同行多。 《新世纪》：美国经济在复苏中，那么危机以来采取的各种援助和刺激政策如何退出？ 保尔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所启动的那些救援项目，退出正在迅速进行。比如说向银行注入资本金的计划， 银行正在募集资本还政府钱。美联储和财政部联手的TARF计划也是。有一些干预政策的退出尚未开始，比如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援助退出仍为时过早，联储还没有开始卖出其所持有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证券。我不想评论联储何时改变政策。美国很幸运有伯南克在处理这些问题。他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他又懂市场又懂经济，他会找到解决之法。 《新世纪》：通胀形势会不会变得严峻？ 保尔森：在未来几年间，美国经济遭遇通胀的几率很小。为了稳定金融系统而投入市场的资金，全部或者绝大部分，会在五年内收回。短期财政赤字显得高得惊人，因为我们正处于严重衰退中，也因为其中一部分并非政府开支，而是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股本投资，这部分迟早会回来的。通胀不是未来几年内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真正严重的挑战是长期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公共医疗补助制度等。我在美国也说，这是代际之间的问题。每个父母都愿意牺牲自己为孩子争取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不怀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等得越久，回旋余地就越小，也就会为下一代留下更多负担。 《新世纪》：许多中国人担心美国印钞，将自己的问题全球化来解决问题。 保尔森：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整个系统崩溃，让经济回到正轨。退出策略的确重要，伯南克是担当此任的不二人选，所以我并不十分担心退出。我更担心的是社会福利支出过高导致过高财政赤字，但这不是近期要务。我们还有时间处理这个问题。 《新世纪》：美国保持准零利率这么长时间，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 保尔森：与中国一样，美国采取了刺激计划和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国需要美国能继续顺利走出危机，美国的复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极为重要。对于美国来说，长期挑战是储蓄太少，消费太多。如果美国民众能少消费一点，多储蓄一点，那将是件非常好的事情，但目前我们这个国家仍然还没实践这一点。 背景评述 认为美国会通过印钞让全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观点在中国观察者中相当普遍。保尔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把答案分作三截：短期，美国没有通胀问题；中期，此次放出去的货币将在五年内回收所以没造成额外的通胀压力；长期财赤问题很大，但这跟眼下有什么关系？ 这些回答很有道理，但能化解中国观察者的担忧吗？ 中国经济 “尽管有副作用，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做法是正确的” 《新世纪》：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加巨量银行贷款，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健康吗？ 保尔森：从2008年12月后我还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我看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为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感到庆幸。在此次全球衰退中，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包括刺激政策和巨额银行贷款在内的行动，不可能没有副作用。没有事情是完美的。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还有银行贷款过剩，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区分不明，但我认为中国政府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我们都因此获益。 《新世纪》：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可能重蹈日本20年前的覆辙。你有这个担心吗？ 保尔森：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很不相同。日本的错误为中国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中国正在制定自己的改革路径，正在经历向市场型经济转型，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不继续前进或者过于缓慢的推进这场使中国受益非凡的改革。 《新世纪》：普遍的看法是此次危机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变成更强大了。你同意吗？ 保尔森：中国经济在危机之中表现非常好。决策者行动迅速，采取了正确的措施。 我倾向于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的人，都应当从这场危机中吸取恰当的教训。我们的教训不是金融改革和市场失效了。事实上，正是金融改革和市场化让千百万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脱离贫困。 对于美国来说，教训是经济模式需要改变。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经济在危机中表现如此强劲，在未来的数年中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亮点。但是，相信我，没有哪国的经济发展会一帆风顺。 背景评述 保尔森特别能理解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采取的以“4万亿”为标志的一揽子经济振兴措施。他在解决自己的危机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自我教育。禁止做空？他支持。救援金融机构，非做不可，因为不这样做的后果还要坏得多。副作用有，但可控。 但与许多人不同，保尔森没有混同事急从权与长期机制。他强调中国不要从这场危机中汲取错误的教训，不要放弃也不要放慢朝向市场机制的转型。他提醒，不管一国经济增长多么强劲时间多么长，总有一天会有波折。 中美 “在做决定(开G20峰会)前，我们咨询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新世纪》：你在书中多次提到，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在危机期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给你什么好建议了吗？来自中方的合作对于你处理危机有多重要？ 保尔森：我担任美国财长之后，就启动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增进了理解和互信。我与中国同行经常对话。中美两国有相似的利益。世界金融系统稳定对于美国非常重要，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在此一直具有相当的建设性。 我认识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很长时间，这当然很有助益。中美在各个层面相互交流。比如说，当需要召开全球领袖峰会的时候，布什总统要决定是叫G7还是G20。他的决定是G20，这也是我的推荐。在做决定前，我们咨询的第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他表示赞同。我们因此知道中国愿意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也知道开G20而不是G7是正确的。 《新世纪》：你说，没有危机什么也过不了国会山。你的中国同行没有这个问题，“4万亿”说上就上。你会不会羡慕他们？ 保尔森：首先，我十分感激，两次得到国会支持，采取行动阻止金融系统的崩溃。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一次是给予财政部处理“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无上限的授权。第二是通过TARP授权7000亿美元救援方案。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有很多优点，是一个伟大的体制，当然也有时让人感到折磨，特别是要做出艰难的复杂的改革，在危机出现之前，国会很难通过。 《新世纪》：中美之间未来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是什么？ 保尔森：中美两国在有些领域有共同利益，有的则有竞争。应该很坦诚的面对这些不同领域，寻找解决之道。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对双方都有利；孤立和保护主义对双方都有伤害。我们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能源消耗大国。因此发展和应用清洁能源技术，以取代石油，是两国共同的利益所在。气候和环境也是如此。在许多议题上不存在国家界限。 背景评述 在2006年担任美国财长之前，保尔森70余次造访中国。他与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关系熟稔，与他们中的不少人保持着友谊。他在书中提到最多的其他国家是中国，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央行行长周小川也都多次出现。在他犹豫不决时，后者还曾亲自劝说他要出任这一职务。 正因如此，当保尔森担任财长后即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机制时，人人都认为，他找到了将长期积累的中国资本[4.22 0.00%]用来推进中美沟通与互信的最佳机会。 数年之后回顾，与创设时人们的期待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留下了遗憾，成果乏善可陈，突破几乎没有。在经历了2001年加入WTO五年过渡期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动力有所失速，在三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表现昭然。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失色之时，G20峰会成为国际政治顶级舞台上最耀眼的新机制。正如中国一位中央银行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以前只有G7首脑会议、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没有过G20首脑峰会。G20首脑峰会，由美国总统布什发起，以寻求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全球解决之道。从保尔森的回答中，我们得知：它起于保尔森的建议，决定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支持。 人民币 “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政部长了” 《新世纪》：你任财长时，从未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你的逻辑是什么？奥巴马政府会不会更有可能将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者？ 保尔森：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场合，我都说人民币汇率采取灵活机制是非常重要的，符合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的。能够灵活反应经济状况的人民币汇率可以促进和谐的经济增长，更有效地控制通胀，控制房地产泡沫，也可以使社会更广泛地享受到经济繁荣的益处。 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决策者认识到这对中国自己有益。这也是中国是否继续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我们不为中国贴上货币操纵者的标签，我们只是敦促继续改革。 《新世纪》：中国这次会不会被定性为汇率操纵者？ 保尔森：我不做猜测，我已经不是财政部长了。 背景评述 人民币再次启动汇改，公认只是个时间问题。纷纭说法，区别只在是本月，本季度，还是下半年。两大事件值得关注：第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参加4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第二，现任美国财长盖特纳宣布推迟向国会提交对其主要贸易伙伴汇率的评估报告。中国是否操纵人民币汇率，是人们对这份报告最关心的内容。公开原因是希望此举给中国政策调整更大的空间。这两者表明，4月12日之前所剩无几的时间，有可能构成中国再启汇改的第一个时间窗口。 不过，推迟发布报告之举，也有隐含的威胁之意，它使人更倾向于猜测报告的的结果是负面的。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该报告，被认定操纵其汇率的国家，可能受到贸易制裁。中国从未被认定为汇率操纵者。 4月7日晚间，刚刚结束访问印度的美国财长盖特纳，“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北京，并在4月8日同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 除了会同王岐山商谈汇率问题，即将在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应是两人会谈的话题。王岐山和盖特纳分别领导两国对话的经济部分。 金融开放 “Hank， 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三年前采访你时是在财政部，你说中国应进一步对外开放金融业。你说中国应在既得利益长得太大无法控制之前开放。但很明显，此次危机之后，中国决策者不太愿意往前走。你还准备如何说服他们吗？ 保尔森：开放金融市场，也是在中国法规之下的。中国将以管理本国金融机构同样的方式来管理合资或外资机构。他们都是在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化的汇率机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利。长期来看，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其产品，服务和贸易都深入融合到世界经济之中，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市场化汇率机制是很难的。 我的逻辑是，更有效率的资本分配有助于创造新的产业、就业和增长。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投资机会也有利于中国人分流储蓄，创造财富。更多的产品和投资机会、储蓄机制和利率并不能使他们放进银行的钱带给他们足够的收益。因此，我主张中国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中国在金融市场改革以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私有化方面所作出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无论什么时候说这些，中国的决策者在长期改革方向上都没有变化，区别无非是节奏。 当然，也正像你说的，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跟我说，“Hank， 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新世纪》：中国没老师了。 保尔森：(笑)对我这样在市场中度过一生的人来说，这话让人清醒。(王岐山)总是很坦诚。 背景评价 许多致力于改革的人士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在经济上受创有限，但改革开放之路受挫，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内部以经济自由化为主，外部以对外开放融入国际体系为主。在金融危机之后，两者都有所失速。国家干预主义不仅大占上风，还隐有固化可能。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声音在金融动荡之下失声。中国30年来固然走所谓自己的道路，但自己的道路是不变量，变量基本来自“以美为师”。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老师有麻烦了”，有麻烦的还有学生。危机之前和危机之后采访保尔森，保尔森敦促中国保持改革开放进程的理据和逻辑始终如一。这是好事，因为一以贯之；这又不是好事，因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导，老调重弹不够，要有新鲜内容。它在哪里？ 评价 “很难因为避免了没有出现的灾难而获得表扬。所以我说，让历史来裁判吧” 《新世纪》：你担任过高盛CEO，你经历了一场金融危机，你还写了一本畅销书，接下来你会干什么？ 保尔森：我打算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然保护、环境和能源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对此很感兴趣，现在能重新投入。比如在中国，我建立了一个环保方面的对话，参与云南自然保护项目，设立了自然保护委员会的亚太区理事会。我很关心环境和能源效率问题。我计划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也期待能对中国有所贡献。 《新世纪》：你会把投资银行经验用于你说的这些事情上去吗？你还有可能回投资银行业吗？ 保尔森：我想用我的能力，我对市场的理解，做一些能帮助别人的事情，做一些应对环境挑战的事情。如果这些事跟金融市场有关，那是自然。但我不会回到这个行业。另外说一句，我觉得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十分重要。 《新世纪》：你跟高盛还有关系吗？ 保尔森：我在高盛工作了32年，回忆很美好。但是去华盛顿任财长时，我已经终结所有联系，卖掉所有股票。现在和高盛没有丝毫关系了。我希望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好，但并不和其中任何一家有关联。 《新世纪》：从1到10，1最低，10最高，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保尔森：历史留给历史学家来写。无论是投资银行家还是财政部长，我都尽到全力。在财政部，我权力不够，手段不足，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做出的主要决策都是正确的。 系统性崩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在书里也写到，当雷曼兄弟倒下、AIG摇摇欲坠的那段时间，连最好的蓝筹公司都不能短期融资。继续下去，无论大小公司，不能融资，无法购买库存，不能支付供应商，不能发员工薪水。失业率完全可能一下飙升到25%，回到大萧条时代，上百万人找不到工作。我们避免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你知道在美国，“救市”是非常让人反感的词。调查显示93%的美国人反对救市。所以我们向民众说明，这些行动不是为了救华尔街，是为了救普通美国人。我和伯南克去国会作证，要求国会给我们权力时，整个金融系统已经冻结， 经济在几个月之后会急速下行。国会是给了我们权力，但我们很难因为避免了没有出现的灾难而获得表扬。所以我说，让历史来裁判吧。 背景评价 “你很难因为做出困难的决定避免了一场灾难而受奖，因为受益者没看到灾难的后果”，这句话的镜像更适合中国：不能因为做出容易做的决定，避免了一场危机，就觉得政府干预模式不可战胜。保尔森说得好，让历史来裁判吧！ 本刊记者韩薇、孙慧霞，实习记者龚橙对此文亦有贡献 辅文： 推荐标题：周小川当年力劝 保尔森回心转意接任财长 七访保尔森 从1997年到2010年，七次采访保尔森，华尔街由远到近，中国由边缘到中心 本刊记者 胡舒立 | 文 周一(4月5日)，东方君悦17层行政层咖啡厅。我们在内侧一处会议室等候，保尔森大步走进来。他先接受摄影师安排坐下拍照，再为我签名赠书，然后采访开始了。 和我记忆中的形象不同，64岁的保尔森面色通红，让人一眼看出他御任财长后，刚刚有机会充分享受阳光。他穿黑色条纹西装，红色印花领带，虽然刚下飞机却看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每听到一个问题便侃侃而答。他还两次提到“我不再是财长了”，然后高兴地笑，使我想起三年前在华盛顿财政部办公室对他采访的情景：略显疲惫的神色，字斟句酌地讲话，还有套间办公室的外间工作人员匆匆来往。 那是2007年3月中旬，他离开高盛CEO一职，上任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还不到一年，他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成是败，面临严峻考验—当然，比起后来在金融危机大厦将倾的2008年时当财长的日子，这或许还是好时候。 记得保尔森2006年5月获任财长时，消息传出，我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该校教授、前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帮办谢舒丽几乎是立刻评论说，保尔森的聘任是布什政府“有限的极聪明的决定之一”，觉得保尔森“救了布什”。 后来保尔森离开高盛上任财长后，舆论有褒有贬，但总归是好话多。直到2008年华尔街危机步步加深，直到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8943;8943; 这回再访保尔森，又听到他那有些沙哑的声音。我对这嗓音已经很熟悉，记得第一次采访时听到他的声音，甚至有些惊诧。那是13年前的1997年3月，在北京亮马河大厦的高盛驻京办事处。由高盛驻京首席代表李青原引荐，我见到了时任高盛COO的汉克8226;保尔森。见面前，我以为角色职位如斯，此保尔森必是神气轩昂、音色宏亮的，一如我此前采访过的一批国际金融家(我当时曾写过一个长篇专访系列：金融家采访记)。不想保尔森当时虽年仅51岁，却看上去老态、秃头，而且嗓音沙哑，说话也直来直去，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当然，质朴而且坦率的保尔森，在华尔街又以坚毅果决著称。初访保尔森半年余，我又有机会在纽约百老汇85号的高盛总部再访保尔森，虽然同一时期还采访了当时的高盛主席兼CEO科赞。虽然当时他名义上是高盛二把手，但在公司内已经完全与科赞比肩。此后不到一年，保尔森与科赞成为联席主席兼CEO。1999年1月，科赞被要求离开，保尔森全面掌盘高盛。 最近读保尔森的回忆录提到此事，他说，科赞说，“我低估了你，没想到你这么强硬”。我还从该书中获知，保尔森是相当虔诚的基督教科学主义(Christen Science)信徒，而据他理解，基督教科学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谦卑”(humility)。 ****** 前两次采访保尔森，都是谈高盛。当时中金公司创办才两三年，投资银行的概念刚在中国传开，华尔街离中国很远。1997年10月中国电信[3.83 1.86%]上市，高盛与中金公司联合担任主承销商。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华尔街大行于是进入国人视线，我们开始探究。 第三次采访保尔森，是1998年底，在香港。高盛再度踩在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点上。当时亚洲金融[2.85 2.15%]危机还在肆虐，中国虽未陷入漩涡却也颇受冲击。在广东，继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关闭之后，政府在港窗口公司粤海企业也面临债务危机。 其时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由他任主帅，粤海进行了债务重组；由他直邀，高盛担任财务顾问。这对高盛不算是大项目，不过保尔森亲赴香港签约。当时他的身份还是联席CEO。面对粤海四面楚歌的局面，他跟我说：“高盛对广东具有信心，认为粤海重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高盛确信重组能够成功。”此次签约还确认高盛入资粤海，投资2000万美元。 此后与保尔森见过几面，但约他正式做专访是在2002年6月，谈美国——那是美国公司制度在“安然事件”后陷入信誉危机的日子。 在那些频爆丑闻的日子里，华尔街的一些知名大投资银行也因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配合运作受到谴责和司法处理。或因高盛所涉是非较少，6月3日，在美国Tyco公司总裁逃税丑闻曝光之后，保尔森前往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新闻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关于美国公司改革的演讲，主张直面并解决三大问题：会计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标准更新和谨防投资银行利益冲突。6月6日，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酝酿四个月之久的一份新的改革建议，许多主张正与其演讲完全一致。在《华尔街日报》次日的社评中，汉克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的独立董事被称为“资本主义轻骑兵”(The Capitalist Cavalry)，相关建议则被视为“华尔街将军们在提升市场信心”。 6月8日，在北京，他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稿件登上了《财经》封面，标题是“华尔街重订规则”，封面没有人像，是绿色美元组成的框子。 两年后，2004年7月，保尔森的侧面照片上了《财经》封面，报道是“高盛进入中国”，独家爆出中外合资高盛高华公司的消息并细解内幕。这次其实没有采访保尔森本人，事后很久我才有机会访问保尔森，但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专门的访问了。 ****** 保尔森2006年6月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长，成了美国政府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之后排位第四的大人物。上任之初，保尔森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维护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此后的次年3月7日，保尔森再次赶赴中国，正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专门请假，前往首都机场与保尔森匆匆一晤。正是在此次访华之后，筹备华盛顿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我和当时的《财经》驻华府记者李昕一起在财政部采访了保尔森。这篇专访以及当时的其他一些访谈，构成了当期《财经》封面“保尔森信号”。他事前就通过新闻秘书表示照片不上封面，所以最终的封面上只有两面国旗。 前些年一直听说保尔森是有可能当财长的，但后来因为一直没有出现机会，又听说他不会再走这条路。所以，在2006年春天的那些日子，从保尔森可能出任财长再度传得沸沸扬扬，直至他最后上任，我一直好奇这其中的曲折。 直到这回看他的回忆才知道，最初他曾拒绝了这个职位，而且他周围的人，包括华尔街的朋友们，无一主张他加入政府。而第一个坚决地建议他出任此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胡锦涛访美，周小川陪同，周按事前约定在华盛顿与保尔森有个私人会见。其间，周小川直接做出建言。
保尔森后来也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感到不安，回心转意，觉得自己应当为国家做事，也进而向总统要求具有比寻常财长更大的权力。他上任了，作为第74届美国财长，其肖像照庄重地挂在美国财政部大楼的门厅侧墙，和总统、副总统在一起。没有人能预料到此后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美国财长的名字因之被深深地刻在历史上。其人功过，历史会评说。 不过，这次保尔森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他很庆幸危机发生之时自己正在其职，自己的金融特长有助于处理危机。他还婉转地说，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 “在最艰难的时候，布什总统几次对我说：汉克，你应该欢迎这一切。他的意思是，还好危机来临而你我彼此信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危机发生在总统上任之初一切都要重新学习的时候，就大事不妙了。”他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