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董的故事 —— 一位“偏执狂”式的技术创业者实录 当我不知道怎么描绘一个人的表情时，我就画他的背影…… 文/李鹏 以“偏执狂”这样称呼，其实并无贬义，更无恶意。只是他身上承载了常人难以忍受 的冷漠和孤独。 与老董相识是在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举办的项目推介会上。老董其实并不老，五十刚出头。现在的人外表年龄都往中间靠——小的看着成熟，老的看着年轻。而老董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衰老一些。据推介会主办方的负责人介绍，老董是一个技术项目的专利所有人，这次也是来参加项目推介会的。为了这个项目，他奔走十余年，至今仍在创业的泥潭里挣扎。
苦尽甘来的故事人们喜闻乐见，但面对苦未尽、甘未来，我们总有一份势利的淡漠。但老董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在衣着光鲜的与会人群中，他是个特例——黝黑的脸膛、款式陈旧不合时令的羊毛衫、满是褶皱的裤子、破旧的皮鞋。也许他也觉察到了这种格格不入，连眼神也总是讪讪的，透着不自信。如果不是主办方的介绍我不会相信他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是怎样一个人呢？又有着怎样的创业经历？我不禁想一探究竟，于是跟他搭上讪。 老董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开始的谈话多少有些拘谨，但当他说到自己的项目，便马上健谈起来，眼睛里也有了神采，连那口带着浓重口音的蹩脚普通话也干脆变成了家乡话。 悔不当初？ 画外音：也许我当初就不该走这条路，如果我一直老老实实干我的本行，我现在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这是国家标准的错，不是我的错…… 老董原是山东济南一家大型国企的工程技术人员，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与别人合伙从事配电柜的经营，凭着过硬的技术和良好的信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挣下了百万身家。而在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老董现在所经营的这个项目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还欠了近几十万的外债。 1997年，老董开始着手现在他从事的这个项目——强制检测型防止酒后开车报警控制器。该控制器其实就是一台安装在汽车上的酒精检测仪器，并与车辆的启动控制系统衔接，如果驾驶者因口腔呼出的气体酒精含量超标而未能通过酒精检测仪，则汽车便无法启动，从而达到控制酒后驾车的目的。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失败后，终于在2001年研制出样机。 老董只有初中学历，刚参加工作时，进厂当学徒，凭着肯吃苦、肯钻研和他那份特有的执著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车间乃至整个厂的技术骨干。直到现在，提起“当年勇”来老董依然有几分自豪。然而强制检测型防止酒后开车报警控制器却着实让老董有些力不从心。这个产品涉及电子、电路控制、机械等多个领域，而以老董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完成这款产品的研制开发。老董通过查阅专业书籍和四处求教，自学了大量各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以及业内几个技术同行的协助终于使这款产品瓜熟蒂落；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研发团队。 2002年初，产品从外形设计到各项性能指标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甚至接到了第一批订单并试生产了500台产品。虽然该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但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而且这样一个产品利国利民，关系千家万户的安全，老董认为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市场前景。但就在一切都看似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酒后驾车相关标准的规定与老董的产品并不一致。由于此前对国家相关标准、政策以及将要出台道理交通法规等信息的了解不够充分，使老董损失惨重，500台产品成了废品。 “国家以前没有关于酒后驾车的检测标准，有的也只是地方标准，更多的时候是靠警察的目测和经验。我参照的是国外的标准，结果跟出台的国家标准没有对上。这个是国家标准的错，不是我的错！”多年以后，老董依然对此难以释怀。 其实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之前，国家对酒后驾车也是有标准的，只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出现。老董对这个信息的误读造成了他巨大的损失。而此时老董的家底已基本耗光，资金开始捉襟见肘。从此老董踏上了漫长而多舛的寻求合作伙伴的道路。 “飘渺”的投资机构 画外音：那些投资机构有欧洲的，有美国的，即使是国内的，场面也都很大，都挺唬人，开始我是让他们给忽悠了……我平时基本不敢回家，家里都是要债的债主，那段时间我连死的心都有…… “那时借钱可不像现在这么难，那时大家都知道我有点钱，也知道我在搞项目，而且搞的有模有样，加上我人缘也不错，所以借钱很轻松”。从那以后老董慢慢开始借钱搞项目，重新修改产品参数，重新设计产品，重新生产样品。但借来的钱很快花光，旧账未还又添新债。技术、生产、市场的多头并进也让老董焦头烂额。老董意识到想要做好这个项目仅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他需要寻找投资人和合作伙伴。但这条路也并不平坦。 几经辗转，经朋友介绍，老董认识陈某。这个精明的女人凭借药品生意起家，完成原始积累。但开始的合作也只是产品代理，老董负责技术和生产，陈某负责市场。之后陈某做了详尽的市场调研。据老董介绍，陈某跑了很多城市了解情况，也尝试过政府公关，想通过行政手段推广这个产品，但成本太高，就放弃了。对市场充分了解之后，她也肯定了这个项目的价值。 就这样，从2003年开始接触直到2008年底，老董与陈某断断续续进行了5、6年的合作。在此期间老董也一直在寻找投资机构和投资人。“那些投资机构有欧洲的有美国的，即使是国内的，场面也都很大，都挺唬人，开始我是让他们给忽悠了。” 这些所谓的投资机构先是为老董撰写商业计划书并收取一笔不菲的费用，接着便要对该项目进行专利评估，也就是技术项目的估值，这个又得收费。虽然老董心里打鼓，但商业计划书都写了，既然开了头就索性做下去。再后来就是项目论证、项目考察，变着花样要钱。最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期间有一些媒体说要报道老董的项目，但要收费。技术中介机构也找上门，还是要钱。这些钱老董都花过。一次次地失望，又一次次地重新燃起希望。这些事情集中出现在2005年，老董专注地回忆到。 “那一年是我最难熬的时候，以前的生意因为这个项目的原因早就停了，完全没了进项，但花钱却像流水一样，收益是永远也看不见。平时基本不敢回家，家里都是要债的债主，那段时间我连死的心都有。但最终我还是挺过来了。”如果现在老董的事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哪怕是小有进展，以上回忆也许是一种忆苦思甜，而此时显然传达出的更多的却是一种沉重和无奈。 当然，老董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投资人。有的也对项目表现出了兴趣。但随着接触的深入和对老董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的进一步了解，大部分投资人都放弃了与他的合作。“越是正经的投资人，越是谨慎，越是挑剔。嫌我们这个不行，那个不好，最后都不了了之。但他们至少没有骗我，而且根据他们的建议我们也做出了改进，他们帮助了我们。”显然老董对这些人带有某种好感。 别样的“受宠若惊” 画外音：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往后拖，为什么我办公室里的图纸、资料总是不翼而飞，为什么她要去试验用的样机拿回来总是坏的，原来…… 2006年初，一直若即若离的合伙人陈某突然提出要对项目注资，进行资金支持，还为老董描绘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企业发展前景，并在北京重新成立了公司，进驻了前文提到的那家孵化器。 在经过了几年的犹豫之后，陈某突然对项目产生浓厚兴趣，这的确不在老董意料之中，但老董当时也并没有怀疑什么。 老董解释说：“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市场调研，我觉得她可能认清了项目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她最终决定投资的原因。但一年多的时间公司业绩也并没有什么进展。” 也许陈某的确是看到了项目的价值。在2008年年底，陈某自己又重新注册了一家公司，另起炉灶大张旗鼓地做起了这个项目。“直到今年年初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是我的一个朋友看到了她在报纸上登的广告后告诉我的。”老董回忆说：“我当时还有些纳闷，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她并不掌握，她是怎么做的？后来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这一年多的时间她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往后拖，为什么我办公室里的图纸、资料总是莫名其妙就没了，为什么她要的试验用的样机拿回来总是坏的。她是拿去给她当电气工程师的弟弟拆开来破解的。” 老董从来都没想到，合作了这么久，竟然以这样的结果收场。我禁不住问他：“这些有关核心技术方面的事宜，你们没有签订合同么？” “没有，我觉得这个人还挺靠得住的，人也挺实在，而且我觉得既然在一起干，就应该信得过人家，也不好意思张这个口，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言语中可以感觉到他的懊悔。 “你是有这项技术的专利的，你可以去告她。” “告啥，我也不懂这些事。请律师又得花钱，还不一定能赢。我也找朋友问过，知识产权类的案子很麻烦，取证也非常困难。再说那些行政执法部门也不好打交道，这些年他们也没少给我帮倒忙。”老董说这些时显得有些无动于衷，也许他已经有些麻木了，也许在这个事上无论再出现什么不好的消息，他都已经“处变不惊”了。 “想过放弃么？” 他沉吟片刻，咬咬嘴唇，然后憨厚地一笑说：“想是想过，但都到这时候了，要放弃早放弃了。” 老董在孵化器的这家企业已经注销。目前，该项目处于停滞状态，他本人赋闲在家，什么工作也没有干，依然在执著的地等待他的投资人、等待着项目的重启。他已经没有钱继续逗留北京，这次来京的路费也是借的。据说，这次推介会上有一个投资人对他的项目感兴趣，约了明天见面，他说，还要去看看。 编辑手记： 当执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老董的故事似乎构成了某种象征，象征了一切曾经执著和依然执著的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业这个特定话题。当执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执著于某事成为一个人主要的生活内容，那么执著所带来的一切都变得让人莫衷一是。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执著于自己想法的人，当然你可以像北大教授孙东东说上访者那样说他们：“这些人99%都有精神病。”而所谓执著在主流价值中往往被认为是积极的正面的，但我们也并不能就这样轻易的肯定它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我们不但无法确定努力后成功的可能性，甚至也无法判断努力的方向是否正确，即使老董的付出是可以被肯定的，但他依然带有某种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执著的意义和价值也仅仅源于执著本身，源于我们对于自己内心诉求的忠诚，源于执著的过程，也源于因执著而付出的一切，一如海明威小说里那个与大海搏斗的老人。 老董的故事，有些许的悲剧色彩。在唏嘘之余我们又该有怎样的反思？ 老董这位创业者的经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许多创业者常会遇到的问题，任何一环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创业项目的夭折。 首先，创业项目应该基于什么情况启动？这是该故事传达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还是创业者本人的喜好和专长？老董在对市场前景、行情以及业内信息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便冒然进入，这导致了该项目的先天不足。 其次，服务于专利持有人、技术项目持有人的所谓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可谓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无疑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规范行业、健全法规这显然不是“老董们”能做到的，我们要求“老董们”擦亮眼睛就像要求中国的消费者要能鉴别产品的真假优劣一样可悲。2005年，老董被很多所谓的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忽悠”很多钱，而谁来维护“老董们”利益，谁来规范这个领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最后，与合作者合作应注意什么？这可以说是老董要传达给我们的第三个问题。老董的合伙人陈某最后另起炉灶，的确让人有些无奈。昔日的合作伙伴成了竞争对手，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项目的运作上都给了老董沉重的一击。而这杯苦酒的酿造者也正是老董本人。法律意识的单薄、对一纸合同的不屑或对“丑话”的羞于出口以及对合作者的轻信为老董最终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技术转移、专利成果转化是一个庞杂和宏大的题目，也是摆在科技兴国、民族振兴道路上的一个题目。它的庞杂性决定了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不能解决问题。老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老董的成功有赖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有赖于技术转移、专利转化领域的规范和制度建设；有赖于政府、企业、技术持有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人多方的共同努力。其中，政府是否应该作为整个体系的推动者和主导者？就老董而言，让一个专利持有人、一个精于技术的人同时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这里有一个颇值玩味的问题：从技术转移角度考虑，“项目”无疑是核心。这里强调项目本身的价值，从宏观上说即：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创造财富价值；而从投资人的角度去衡量，“风险投资就是投人”，“人”又成了第一要素，项目本身退居其次。老董的项目也许值得一投，而老董本人呢？怎样理顺“人”与项目的关系？又由谁来理顺？在资本与项目对接的过程中又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