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创业王扬斌:我像候鸟一样迁徙奔波
和李开复一样,从大洋彼岸留学归来的王扬斌不喜欢下属称自己“王总”,于是全公司上下150多号人,一口一个“扬斌”,叫得不亦乐乎,中午享受着扬斌提议买的桌上足球;小磕小碰后用上扬斌建议设置的免费医药箱;拼了一年,如果被评上优秀员工,还可以到影楼拍上一幅臭美的艺术照,挂在扬斌公司的墙头…… 王扬斌,2005年在杭州创办了阜博通公司。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和杭州千家万户的老百姓有了关系,那就是每天我们打开的数字电视机顶盒。2001年他回国首次创业,成立了研发交互数字电视(IPTV)平台为主的杭州英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华数、网通合作,共同开发了数字电视机顶盒技术。 生在温州的王扬斌,骨子里有着敢闯敢拼的基因。取得交互数字电视上的成功后,王扬斌知道,这个领域只能做候鸟般的短暂停留,不能因此停下脚步。“我们不是运营公司,可以一直卖同样的产品。”于是,在科技的路上王扬斌又开始了迁徙之旅。 迁徙·第一季 为做我自己,出国求学 事实上,王扬斌很早就习惯了迁徙的生活,自小随奶奶在温州长大的他,小学时迁居到武汉,高中毕业后又考入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毕业后,在无法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专业的出路时,王扬斌出国了,1991年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读研究生。 “那时计算机专业没现在这么俏,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国内出路不好,但我又想坚持自己所学的技术,所以三思后选择出国继续深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扬斌很羡慕现在来公司工作的那些浙大研究生,“我经常对他们说,如果当初有你们这样的机会,我也不会出国了。” 1993年在美国硅谷的摩托罗拉、通用仪器等公司担任重要研发和领导职务的经历,让王扬斌豁然开朗。硅谷,在他眼里是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天堂,曾经坐在身旁的一个人突然某天变成华尔街日报上很神奇的创业家,那种感触,激励王扬斌也去勇敢尝试:1997年随现代视频压缩之父、著名华裔科学家陈文雄博士在硅谷创办了视比特公司;1999年又组建了自己的英卓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在硅谷如鱼得水的同时,这只远飞的候鸟仍惦记着大洋彼岸的生活。2001年,留学10个年头后,王扬斌选择回国创业,成立了杭州英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的一幢普通写字楼里租了40平方米办公室,连员工面试都是借了别人的场地或者干脆在酒店大堂进行。 公司创办的第一年,王扬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美国公司。而杭州这边,因为没找准市场方向,致使公司全年几乎没有什么收益。但王扬斌说自己不是轻言放弃的人,在不断调研和市场考察后,公司将目标锁定在宽带网络视频技术研究和应用软件开发上,核心产品是宽带互动数字电视系统和平台,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交互数字电视。这项技术是王扬斌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结果,通过和杭州网通、华数的合作,终于在杭州开花结果。 迁徙·第二季 享受脚踩两半球的生活 黑莓、iPhone、网络电话、视频电话……2001年选择回国创业后,王扬斌就成了数码产品的“俘虏”。每月至少要在硅谷和杭州之间奔波一两次,王扬斌不得不将自己武装成数码狂人,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办公。 他从不给自己放大假,在美国人过圣诞节时,他就回杭州公司找活干,当国内放春节长假时,他又跑到硅谷去调研市场,去年一年,王扬斌整整飞了30多万公里。 王扬斌说,自己很享受这种“脚踩两半球的生活”,可以“握中西以求是,得形势而创新”。而由中国公司开发出的专利技术,也就这样被他带到了美国,成了当地市场的抢手货。 王扬斌说,在交互数字电视取得成功后,2005年他和他的新公司阜博通公司将眼界投向了网络视频。“当时YouTube等新媒体慢慢成为热点,我们就感到自己有了新方向。”他们将一直困扰不少媒体的影视识别技术作为攻坚对象,开始了“影视基因”技术的研究。 简单点说,“影视基因”就是以算法提取影视节目每一个镜头内容的特征值。通过对大量母片进行分析,提取其影视基因并存储到中央数据库,基于影视基因库可以对网络视频进行自动识别检索,在新媒体版权保护、网络视频流行度分析、定向广告等领域应用广泛。现在王扬斌已经通过美国公司将这项技术卖给了包括迪斯尼、哥伦比亚、福克斯等在内的美国6大影视公司以及3大广播电视集团。去年奥运期间,央视网站和国际奥委会也找到阜博通,签约保护北京奥运会赛事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网络视频内容版权。 而王扬斌说,这项技术并非简单地维权,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使新兴网络视频产业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 Q:你觉得自己体现了科技新浙商的哪些特性? A:敢于以小博大。我在日本和著名的企业家EMOBILE董事长、CEO千本先生见面时,他听了我对公司的介绍之后,感慨地对他们公司的COO说,你看他们公司,100多人就想着全球业务了,我们EMOBILE几十亿美元的规模,还是个本地企业,只想着日本业务。
Q:生活中,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A:用科技创新改变人们生活,核心技术对产业链的杠杆推动效应,让我们在业界发挥远远超过企业本身规模的影响力,感觉很好。在科技服务出口时,不得不利用美国硅谷品牌,也让我们有些无奈。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被世界高端品牌和消费者接受,希望有一天“中国创造”也能在世界上成为高品质的象征。 Q:现在海归回国创业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A:如果将回国创业的“海归”以时间为顺序进行纵向比较,就会发现,现在创业成功的门槛要比过去高多了。过去回来的人大多是专业性人才,拿一个小产品、小发明回来就可以创业;现在回来的更多的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有技术,还要有一套经营公司的完整理念。甚至在回国前,公司定位、做法就已经想好了。这意味着,现在的创业已经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的创业模式拷贝过来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经过自己的吸收和再创新。 Q: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在硅谷和杭州都拥有公司的你来说,有什么影响? A:当然有影响。让我们更加注重企业管理的效益、现金流等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经历寒冬的麦子长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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