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京报》：社会上有没有反对、质疑的声音？
高：也有一些人为我难过的，认为研究生读出来待遇已经很好，而且我的专业好，毕业后如果到设计院工作，年薪10万是没问题的。西南宿舍有个阿姨说，我要是你妈妈，我就把你杀了。
《新京报》：你是什么反应？
高：那次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对她笑笑。她只是不能理解而已。虽然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会有些难过，但想想等自己事业做成了，别人终归能理解的，心里会好过一些。
废品回收1年毛利20多万
《新京报》：创业的途径很多，你怎么会想到进入废品回收行业？
高：我舅舅在江苏盐城做废品回收生意，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利润回报比别人更了解一些。这个行业的特点是，成本低，风险小，周转快。
《新京报》：为什么不是毕业之后，再进入废品回收业？
高：那也是机会来了。如果等毕业了再做，机会就可能错过了。我舅舅想发展他的废品回收生意。他们发现上海的废品回收市场不错，比富宁县城大得多。今年过年时，我舅舅在我家商量想在浦东开一个废品回收站。这时我发现同济校园内这个市场也很大。我就想自己能不能试试。
《新京报》：这个市场有多大？
高：同济学校本部有28栋宿舍楼。一栋楼如果养2个学生，就让他们捡宿舍里的矿泉水瓶子。每天很轻松就能捡400个。一个瓶子卖1毛5，一天就能挣60元。1个月1000元肯定不成问题。而这只是在宿舍，学校大操场一天有多少塑料瓶你都不敢想象。学院本部有3万人，他们都在喝饮料。
这还只是塑料瓶一项，还有图书、期刊、废报纸。我自己也是学生，我知道自己每天在这上面的花销是多少。
尤其是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人走楼空后，寝室地上的书、报纸完全能把地面覆盖。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校园内捡垃圾？多得很。有学生就是靠捡塑料瓶挣学费。那些保洁人员，下了班后，就捡垃圾桶里的垃圾。这也是我现在才知道。之前都不敢想象。
《新京报》：你觉得校园内的废品回收存在着暴利？
高：也不是什么暴利，只是有合适的利润。一般毛利在30％，也就是和开餐馆差不多。但这利润也是我一车一车挣出来的。
《新京报》：你亲自去回收废品吗？
高：我雇了5个员工，都是我家亲戚。现在我主要负责把一些上下关系给理顺了。这是“帅才”要做的事。具体的回收业务，就由我的员工来做。如果他们忙不过来了，我会去帮一下。
《新京报》：你现在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高：一天的收获款也就2000多元，那毛利就是600多元，1年的毛利有20多万吧。
有赚钱的机会我不能让它错失《新京报》：既然现在你休学创业，当初为什么又想考研呢？
高：当初考研时，人整个状态正好处于一个低谷期。
1996年，我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就在盐城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那是家国营单位，体制僵硬，人很受约束。3年后，我来到上海，在工地上通过朋友关系包了一些木工的活来做。但因为经验、资金不足还有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根本就接不到太多业务。这时候以前的老同学都出国工作。我就想到新加坡试机会。可技术签证没签下来。那时真是做什么都不顺。后来一次同学聚会都说我应该去考研。我想要考就考一个猛一点的，我就选择了同济的土木工程系。系里45名同学，我排名第八。
《新京报》：现在对你来说，是完成学业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高：我也很喜欢读书。但现在的我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经济压力。我父母都退休了，收入不高。我姐姐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和我父母一起祝我最起码要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有赚钱的机会，我不能让它错失。
《新京报》：现在还有几年的学业？
高：我是2003年考入同济的。在学校还有1年的学业。我现在还有一篇小论文和毕业论文没做。其余课程已大致结束。
《新京报》：现在只要做论文，那没太大必要休学了，那为什么还要休学1年呢？
高：这个我不好说。
《新京报》：你觉得“学生”身份对你现在做这个业务有帮助吗？
高：要看和什么人谈。比如和那些废品行业里的人打交道，我的学生身份就很吃亏。看我一副书生样，价格老是谈不下来。反倒是我的员工谈得比我好。我和那些文化层面相对高一些的人谈生意，会比较好沟通。
“扶贫”这一点打动了学校
《新京报》：进入这个行业有难度吗？
高：这是个特殊行业，不是说开就能开，需要公安局批准。因为涉及到社会公共财产管理的问题。比如像窨井盖、自行车附件都是违禁品，不能随便收。
《新京报》：学校方面对你建立废品回收站是否有帮助？
高：学校方面出了很大的力。我是在今年3月份上交的可行性报告，5月份我的回收站就已开始自行运作了。
如果在社会上做，肯定没有那么顺利。
《新京报》：学校怎么给你帮助的？
高：今年春节后，我到学校的创业协会，说了关于自己想在校园内建立废品回收站的打算。他们并不感兴趣。我不甘心，花了一星期，写了封信给校长。然后拿着信直接冲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位女老师，看上去很随和。
我的自信心开始一点点增加。她叫张栋，是校长办公室主任。我把信给她。她觉得挺有意思，让我再写个详细报告。我回去后就写了一个11页的可行性报告，对现有市场的分析，以及将来的远景，包括我打算怎么做，都做了说明。校长看后，签了意见，将其转到资产管理处刘处长。刘处长说，我不管你赚不赚钱。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计划是否真的帮助贫困学生。我想是这点打动了学校。
《新京报》：你为什么会关注学校的贫困生？
高：贫困生是个弱势群体。我很能理解社会弱者的心态处境。我姐姐是开出租的，被抢劫犯给杀了。我深刻体会到弱者是需要社会来帮助的。所以我看到那些吃不上饭的学生，心里想着怎么能帮他们一下。
《新京报》：你打算如何帮助贫困生？
高：我对校园内废品回收的利润做过精细测算。我做学校内4个校区的废品回收，每年可以拿出30万元，打到100个贫困生的饭卡里，那他们一个月就能有300元的伙食费。现在在试验阶段，学校让我先做2个校区，到明年2月底，拿出15万元，资助50名贫困生。按照我这个月的营业额，完成任务没有问题。
《新京报》：你怎么会想到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资助贫困生？
高：学校为贫困生推出扶贫计划，每天为40名贫困生提供一顿免费午餐。但这只是临时性的。还有捐款的方式。那些素质高的人会捐，但捐多了也就麻木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
其实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办一个公益性的企业。它是一个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做废品回收站也就是贯彻这个理念。并且，公益行为对我企业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
“公益”不是赚钱的幌子
《新京报》：听说你和学校签订了一份排他性协议？
高：是。我需要学校向我承诺，除了我之外，不许其他回收站进入学校，回收校园废品。学校为此和前一家回收站终止了合同。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的公益行为只是一个幌子，认为你在使用非正常非市场化的手段抢占市常高：那要看你对“公益”怎么理解了。我做了公益事业，但我并没有向学校提出什么额外要求。并不是说，我跟你做生意，因为我的生意是公益性的，我在收购废品的时候就降低价格。比如一个瓶子的收入价是1元，我因为是公益行为，你就必须5毛钱卖给我。
《新京报》：但事实上，你确实利用了“公益”的方式把对手给排挤掉了。
高：别人不愿意去做，是因为他舍不得这块利润。每个人想法不同。大部分人只是看到眼前，不愿意做公益行为。我就是要以情动人。我不打价格战，做情感生意。
我的收购价格还是很合理的，和市场价格相比，略微偏高。比如纸板，我在学校里的收购价是8毛5，市场价是8毛。
《新京报》：你在学校进行废品回收顺利吗，有人对你的公益行为不信任吗？
高：也会有些阻碍。学校一个本部就有250多个部门。
很多人不知道我被允许从事这方面的经营。要让他们都知道要费很多心思。学校的爱委会也帮我做了很多工作，允许我发广告传单，别人咨询时，帮助说明真相。当然要改变那些既定的买卖网络还是比较难的。
《新京报》：有人说你很精明吗？
高：我的精明就是，我的公益行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它就会发展壮大。这就是我的理念。
《新京报》：对于媒体对你的频繁采访，你怎么看？
高：作为经营者来说，我希望我有知名度。这样就用不着再自我介绍。我需要树立一个诚信可靠的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回收废品的新形象。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跟我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