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耐心能问到更多病史
询问病史时，医生的基本态度是关心，千万不能像审讯，宁可像亲友探视的问候。“文革”时有个笑话，医生问病人：您有什么问题？病人说：你才有“问题”。有个刚上临床的年轻医生曾对我说，问第一句话最难。在外国，医生的第一句话通常是：“CanIhelpyou？“似也很一般。我想不如问：“您感到怎么不好？”总之，需要考虑一下提问的方式。还有人讲过一件真事：医生在为一个病人做手术，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医生出来开口就说了一句：“完了”，让家属吓了一跳。如果说：“好啦”，就不会引起一场虚惊。
此外，医生还应重视倾听病人的诉说。有些病人通过倾诉和宽慰，病情可以减轻。但这点现在很多医生都说太忙，做不到。医生工作忙是事实，但有时也是借口。医生希望病人说话简明扼要也是合理的，但多数病人做不到。其实，应稍微耐心些加上一些诱导技巧，可能效果更好。催促他们，结果使病人心急，反说乱了，更费时间。医生亲切耐心，还有利于患者打消顾虑，袒露通常不对人说的隐私。有时隐私是弄清病情的关键。
首先，医生要善于从病人的神情和叙述中敏感到其病情后有“难言之隐”，通常是在工作中或家庭里受了什么委屈，或者大龄未婚、夫妻关系不好、性生活问题、子女虐待、家属突然亡故，等等。医生意识到“有事”，但不宜贸然直接提出，可以似问非问地说：您心里有什么烦恼？也许病人就会有情绪反应，激动、流泪、哭泣。病人会很注意医生的年龄、声望和神情，以决定是否袒露，对老医生顾虑较少些。如医生提问较委婉，即使病人回避，双方也不会难堪。
查体态度要关切而严肃
查体，不是检查或修理机器，医生切忌一言不发，应该把自己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要求病人怎么配合，随时告诉病人，特别是口腔科、五官科、妇科检查。当然，如果怀疑是个肿瘤，就不宜随便下结论。
查体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护病人。一方面要避免受凉，另一方面要保护病人的“身体隐私”。检查前，让无关人员回避。检查时，既需必要的袒露，又应及时覆盖。
50多年前，一位教授曾对我们说，医生的性别是中性。意谓医生不能由于性别原因而拒绝做某种工作。如女医生为男病人导尿等。不过也得考虑病人的接受程度，如果病人特别计较，拒绝异性医生检查操作，也不能勉强。
曾有一次，一个女患者挂号找我查乳腺包块。我让她去外科，她吞吞吐吐地说是信不过。所以，给异性病人做检查，特别是男医生给女病人做检查，态度应十分稳重。关键是，自己要居心端正，表情严肃，按照正规程序和手法进行。比如，男医生给女病人叩诊心肺时，应注意手指定位正确，压力均衡，避开乳头等敏感部位。触诊腋窝和腹股沟淋巴结时，医生最好先说明自己的目的，并应熟悉淋巴结的正常部位，这样就能做到下手准确，不会使病人产生“东摸西摸”的误解。
保护病人和保护医生说这些，虽然主要是为了病人，但也是提醒医生注意保护自己，应对社会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认识，在对病人亲切、爱护、关心、尊重的同时，又要注意“保持距离”。一是男女问题方面，二是金钱、物质方面。病家可能别有所图。想腐蚀拉拢医生的人，并不是没有。特别是年轻医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医生与病人是在进行“职业性谈话”，解释病情都要负责任，一开口，就得准备被录音；写下的一切，都得准备有一天会成为物证，被送上法庭，医生应该有把握到那时也能无懈可击地站住脚。因此，他虽然仍应保持态度和蔼，语气柔和，但内心应充分懂得它的严肃性。
医生解释病情切忌主观片面，既要讲清情况，让病人和家属心中有数，又要为自己留有余地，千万不能因措词不当而引起误会，成为隐伏着的医患纠纷的根源。可参考外科手术前或介入性诊治处理让家属签字时的谈话方式，既要他们接受医生的意见，又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谈清楚。对于某些病情较重，预后较差者，应特别考虑谈话技巧，直接对病人谈时，可以有所保留。如果对家属，就应把问题说透。
不久前，某部一位领导人来门诊，对我说起：某人已经半夜死在家里了。经详谈，我回忆起，约两年前曾有位50多岁的干部将被派出国工作，行前找我看病。因他有心梗史，心功能不大好，我认为他不能去。其后，部领导正式派人来谈此事。说这是病人的最后机会，病人对我所提的意见很不高兴。我解释说，他心脏情况较差，去的国家医疗条件又不好，所以才不同意的。那位领导说：幸亏您坚持，否则会在国外死得更早些。
怎样看待“弱势群体”
有种说法称病人是“弱势群体”。不知大家怎么看，是否必要，是否合理。病人除了医疗知识不如医生外，有的可能在权、钱上比医生强得多，因此很难说谁强谁弱。原则上，只要为就医而来的，他首先就是患者，然后才是其他的什么人。不排除对老者、尊者给予一定照顾，但又得遵循医疗原则。
在一些情况下，医生也会碰到不讲理的、提出各种非分要求的病人。这时，医生要尽量保持态度冷静，耐心解释，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几年前，电视上曾播过医生被病人家属打的消息，记者采访时问我：有没有人真是无缘无故到医院来打医生的？我说，即便有，恐怕也很少，多半是病人和家属觉得医生不负责，连一些最低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但也不能排除是产生了误会。这也说明，如何正确对待接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次我在医大讲完课，一个学生提问：教授，您挨过病人打吗？我说，很幸运，至今还没有。但我有过比挨打更难受的体会。大约是1953年，我当时是住院医师。单人病室里住着一个病情危重、有大量腹水的年轻患者。那时，对这种病也没什么特殊治疗办法，只有加强营养，用利尿剂，实在不行就是抽腹水。有天早上我去看他，推开门，躺着的他突然坐起，操起床边的玻璃尿壶扔到我胸前，满壶尿溅了我一身。我身后的护士吓得掉头跑了，我幸好冷静下来，照样问病情，查体。出来偷偷换衣服、洗脸。第二天我照样去看他。病人向我认错说：医生护士对他好，很感谢，但知道自己活不了啦，想气走医生，自己死了算啦。我又劝他。他表示今后一定听话。 病人是个小战士，从健康状况和社会地位看，都可说属“弱势群体”吧。医生这时只有站在病人位置，理解他们的苦处，自己才能心平气和，高姿态地把矛盾处理好。近些年，中国医生面临着一个处境比较复杂的时期。医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大好，医生自己也有很多话没处说。原因是复杂的，有体制问题，有舆论问题，但医生本身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时候，医生只有自己尽可能地做好工作，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