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伯达 我国著名学者，文物鉴定家，古玉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会长。早年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等大师，后专攻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研究，1956年调入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开始了数十年苦心孤诣的文物研究生涯。他首开我国玉文化研究之先河；首先质疑景泰蓝之“身世”，指出景泰蓝非中国先创；首次对清代院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使许多珍贵字画重现光彩。不仅如此，他还在雕刻、玻璃器、金银器、珐琅器及鼻烟壶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1991年他在广东江门主持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玉大佛的鉴定评估工作。如今这位年逾古稀的“玉”学泰斗，依然对他所钟爱的“玉”事业兴会淋漓，乐此不疲。
梅 辰：中国人对玉近乎偏爱，人们把天帝称为玉皇大帝，把月宫中的兔子称为玉兔，为什么中国人对玉如此崇拜呢？
杨伯达：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人认为他们的生存、他们所获得的物品都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保佑他们，慢慢地他们就把这种无形的力量具象化，最后发展到有了神灵的概念。人们认为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部落，就必须祈求神灵的保佑，于是就出现了巫，由巫来完成事神的任务。巫拿什么来事神呢？她就拿玉。为什么她要拿玉？根据《山海经》中记载，人要维持生命就需要吃果实，吃肉，黄帝则需要吃“玉膏”，而天地、鬼神就吃玉。对于人来说饮食是第一位的，古人打猎、采摘都是为了满足饮食的需要，所以巫认为神也像活人一样是将饮食放在第一位的，因此巫就给神送去它最爱吃的玉，以玉事神。这种解释目前看来也符合考古学的发现，史前时期墓葬出土的很大一批神器就是用玉做的。所以玉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它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量玉质神器的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另外，人们把玉奉献给神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稀有，蕴藏不丰且质优，其中百分之百的玉称为“全”。所谓“全”就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玉，是最纯的玉。它的颜色是白的，所谓洁白如玉就由此而来。最好的玉就是全玉，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用全玉。
梅 辰：但是好像西方人佩带玉饰的并不多，他们似乎更钟爱宝石？
杨伯达：玉和宝石可以说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分水岭。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找到一个具象的东西来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来代表他们的文化、情感、理念和传统……远古时代，人们在用石器做工具时发现玉比一般石头优越美观，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它既不像宝石那样清澈透明，一眼望穿，也不像石头那样浑浊不透，坚硬干脆。它含蓄内蕴，生动而富有灵性，这些都与史前人们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内涵相吻合，为文明时代华夏民族所继承。我认为玉就是我们的祖先找到的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性格、文化和理念的物质载体，所以说中国人喜欢含蓄祥和，属内向型；而西方人喜欢透明，一目了然，属于外向型的。这就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
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奠基石，我们的祖先在玉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华文明的大厦，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出现，它的前夜就是高度发达的玉文化，玉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形成及其政治文化都息息相关。
梅 辰：我们常说“君子如玉”，人们为什么会拿君子与玉相比较？
杨伯达：史前时期的远古社会，玉被视为神物，巫以玉事神，巫不离玉。巫，上用玉来通天，下用玉来统治现实社会中的族群，在老百姓眼中巫是最具权威的，他们掌管着政治、军事和氏族的生活，那时的社会“统治”主要靠神灵来巩固。到了文明社会，王取代巫之后，改神本位为人本位，采用了“分封制”和“施德政”，他除了依靠神来统治和巩固一个社会外，他还将自己比做天子，自诩是替天来统治社会的，这样社会矛盾就日益加剧。那么我们的祖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找到了一个妙方——儒家学说，以巩固家庭和社会的安宁。
儒家学说宣扬“仁、义、礼、智、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仁，人们敬仰那些“仁者爱人”的人，把他们尊为君子，而“仁”的核心就是德。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就是把德与君子联系起来并追溯至远古。玉就代表德，德就物化为玉，玉德就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后来人们就继承和发扬了“君子如玉”这个说法。（梅：过去人们还把玉作为信物来交换，这也是对玉德的一种景仰吧。）
梅 辰：孔子为什么要把君子比做玉，而不是别的？
杨伯达：首先从矿物学的角度对玉的解释是，它是一种透闪石，它的显微结构是针毡状的，就像毡子一样，纵横交错，非常有韧性，不易折断。并且它温润莹泽，细腻柔和，符合人们对“德”的理解和向往，于是玉就成为德的载体，成了君子的象征。那么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将玉从“神物”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人文色彩，尤其是在当时还没有矿物学理论的条件下，他就能正确地认识到“玉”的矿物学之物理性能，并把它与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德融合在一起，非常了不起。
“我刚进故宫时，老院长吴仲超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清代玉器，当时大概看了1万多件吧。到后来真正走上玉器研究之路完全是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