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无论是陕西边远山区那些拥有着历经2200年历史的土织布手艺的村妇，还是老北京胡同里那些为了传承民间手工艺苦心支撑的匠人，面对市场的冲击，他们都透着无奈。老家底儿保障不了生活，手艺活儿融不进市场，这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尴尬。 生存是传承的羁绊 46岁的李宗渊原本是陕西礼泉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当他成立了咸阳市第一家手工织布协会后，他的命运就和这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联系在一起。 礼泉县隶属咸阳，位于渭北旱腰带，半数以上的村子都是山区。当年汉文帝刘恒的母亲薄太后把织布的手艺带到这个民风淳朴的村落，种棉、纺织、刺绣，使这一带的手织布发展到了一个很高水平。但是到了现代却只剩下家家户户闲置已久的老织布机，再也不见当户织的妇人。 重新复兴手织布的路很难走。2005年夏天村里受灾，村干部想用发扬手织布生产自救，却遭到了村民们的冷遇，“这东西能赚钱嘛？”李宗渊虽也是农民，却是这一带少数生活还算不错的人，学过技术，思想开阔。就在大家反对这一想法时，他跟镇干部拍了胸脯，“放心吧，就是砸锅卖铁，俺也要让乡亲们靠织布发财。”
为了吸引村民们加入手工织布协会，他买来棉纱，分发到各家各户，只要谁同意加入手织布协会，他连娃儿们上学的学费都垫，说是提前支付的工钱。就这样，才有一些妇女陆陆续续拾起了这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活。 “手工艺人首先要生存，没有钱怎么养活老婆孩子”，来自现实的生存压力不仅是这些偏远山区的村民们要面对的，城里生活的手艺人同样也要面对。河南丝绢烙画艺人张贵春曾如此感慨。京城内的内画传人、古兆斋主人姚桂新也发出这样的无奈：“我有退休金，能够为了这份理想继续热情地做，但是很多像我一样的手艺人之所以不做了，很多情况都是受生活的牵累。” 如今的手工艺人一方面要维持生存，另一方面还要背负传承和将技艺创新的使命，其身心双重压力可想而知。 古老与现代的脱节 李宗渊的开发传统手工艺的梦想有了开头就持续着，协会如今已经有了1000人，织布机700台。据老李介绍，礼泉北部山区的八个乡镇，有传统老织布机六七千台，能织布的妇女有2万人，所以发展空间依旧很大。老李扩展了陕西省内及周边的市场，销量不错，村里人的收入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的人家盖起了新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如今李宗渊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原来家家户户尝到了甜头，家家户户都开始了织耕，存货越来越多。当他兴冲冲为了把市场扩大到全国，去北京、上海等地考察后，结果让他愁白了头：城里人根本看不上他们的布。 “俺们觉得好看的，城里人都觉得土，城里人看上的，俺们都觉得不好看。根本没有销路。”如今10万米的库存让老李急得吃不下，睡不着，还大病一场。家家手织布的伙计也停了下来。 传统手工艺品透着民族气息和古典的气质，这是如今现代人普遍喜欢的原因，但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同样是挑剔的，如果只是一味传统的古老和朴素，缺少和现代融合的感觉，同样得不到市场。 香港乐施会一直以来都希望在中国推广惠贫贸易，并选择了以民间手工艺作为切入点。当乐施会中国部的项目主管李艳找到李宗渊时，她明白了问题所在。“这些东西都是最传统的样式，离城市太远，和时尚潮流更是不沾边。他们需要的是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使之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潮流。”李艳说。 当手工遇上大机器 同样怀揣着开发手工艺梦想的还有路维民。他原是山东省菏泽区的一个考古学者，现在是鲁锦博物馆馆长，当初为了建馆他下定决心开发鲁西南地区独有的传统手工艺鲁锦。鲁锦在当地的历史中有着极高的发展水平，但是当地农家女早已放弃了这门手艺。当路维民一家一户去劝说村妇们捡起手艺时，鲁锦工艺已经断档了10年之久。 在路维民承诺一定有钱赚后，一些村民才陆续加入其中。历经了10年的发展，他的确实现了当初的承诺。如今鲁锦在鄄城、荷泽，以至山东地区都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而鄄城县从事鲁锦生产的妇女也达到了两三千人，鄄城一县的鲁锦经销商就达20家。 但是和李宗渊一样，路维民发现鲁锦在融入现代经济后也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由于缺乏设计，在消费者眼中，鲁锦的花色、质量、式样等均趋雷同，这迫使众多从事鲁锦织造的企业竞相降价，利润越来越低；然而，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机织鲁锦及低质鲁锦的出现以更低的价格冲击着纯手工艺织锦的生存。 虽然说在机器大生产占主流的当下，手工艺制作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和人文价值应该使其愈发显得珍贵,但是现实中，机器生产却成了许多门老手艺消亡的终结者。京城内的蛋壳艺术大师赵伟独创“一蛋双画、一蛋双雕、一蛋双绣”三绝技艺，有着“宣南绣娘”美誉。面对机器生产的冲击，她说手艺人们大都坚持得很累。 “一方面是成本的加大，此外面向市场时，总是受到那些大量充斥其间的相同但却做工粗糙的东西的冲击，很多都是机器加工或贴膜等，出品很快，非常廉价。”赵伟说。 这一问题也是让乐施会的李艳想得最多的问题。当这些传统的手艺活碰上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在成本和出品速度上总是失去优势。“如何更好地市场定位应该才是解决的办法。”李艳表示。 后继无人的尴尬 更让手艺人心痛的是，当老一辈儿做不动时，新一代却找不到踪影，这种后继无人的尴尬成了传统技艺传承的另一最大隐忧。 姚桂新是京城叶派内画鼻烟壶的第三代，也是目前为止最后一代。她的内画鼻烟壶、水晶葫芦等作品精巧独特，形象生动。内画鼻烟壶是中国工艺品里较为独特的一支，始于清朝嘉庆年间，它是用一种独特的构形毛笔和构型竹笔蘸取国画颜料，在壶内壁精心勾画而成。 “除了前期选料、加工壶的形状、设计壶内的图案等功夫外，画一个鼻烟壶，快的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慢的要一个月。比如我画水浒一百单八将，正反两面，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动作、服装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月是画不完的。”姚桂新说。她选择的材质一般都是水晶，成本很高，稍有画错损失很大。”姚桂新介绍说。 “我们这拨8人里可能只有两个人在画了，而且我年龄也大了，眼花了，现在都必须要戴眼镜才能画。如果我们画不动了，以后怎么办？”姚桂新对此十分担心。 据统计，300种京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00多位传承人，而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占据八成，而像 “风车梁”梁俊、“面人汤”汤夙国等大师都已七八十岁高龄。赵伟说很多手艺人的后代都不愿意继承技艺，一是耐不住寂寞，有的还嫌赚钱少。而一些弟子们也都陆续因为生存压力而放弃了手艺。 据一些媒体报道，在“非遗”丰富的西藏，随着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已经没有人会唱了，而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独有的传统铁雕技术目前也只有一位老人还掌握着…… 既要传承也要颠覆传统 天桥市场的民俗工艺坊7月末正式开张，赵伟的蛋壳艺术品、姚桂新的内画鼻烟壶都是工艺坊的重要作品，此外，老北京“哈氏风筝”传人哈亦琦的风筝，北京料器(琉璃)第六代传人邢兰香的料器，蒋丽娟的绣鞋，张俊显的面塑等也都陈列其中。 与其说这是一家经营传统民间手工艺品的商品店，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小型的展览，所有大师的作品一一呈现在眼前。“有一些是外卖的，有一些是获奖作品，只供观赏收藏的，不少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了。”赵伟笑着介绍说。 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这些传统手艺变为商品，再升华为艺术品，获得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双赢呢？显然京城内这些大师们成立的工艺坊是一个方向。大师们希望能将它做成民间工艺沙龙，不但可以有现场开展工艺大师技艺展示和多地区手工技艺交流等活动，还可进行青少年培训、失业人员培训、创业基地，让这些手艺广泛传播下去。 而乐施会也在做全新的尝试，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偏远山区的村民们真正依靠传统手工艺脱贫致富，并最终将这些千年艺术传承下去。乐施会借鉴国际公平贸易的经验，和合作伙伴制定出按高于等于生产地主流市场价格收购手工艺品，且返还生产者每笔订单利润的5%用于社区建设的约定，以此保障手工艺人的利益。而且乐施会还请专业家纺人士和设计师改进现有产品，确定可被城市消费者接受的15种颜色重新包装，让产品多样化。 “我们一直认为纯手工产品注定其应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无论在产品设计、制作及品牌建设都该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决定在北京建立工厂合作和产品研发设计室，一方面尽己所能的将现有产品开发为家居用品与商务礼品两个系列，另一方面，以北京为平台，整合市场渠道，将所有产品按统一的惠贫品牌形象推广并销售。”李艳介绍着具体的操作，她说希望产品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传统文化。 这一切都是一种尝试，但是李艳欣喜地表示，通过几场小型的推荐会以及和相关企业的洽谈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发展前景看好。他们希望通过惠贫贸易在全国的推广帮助这些民间手工艺融入现代经济的链条，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