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胡润百富榜
今年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了，媒体又有了新话题，百姓又了新谈资，胡润在镁光灯下帮巨贾数钱的同时，也在暗中数着自己的进账。 2009年3月14日，与往年一样《胡润百富榜》再次发榜。曾几何时，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媒体就像农民期待收割一样，盼着胡润的百富榜出炉。榜单外的胡润成了比榜单内的诸多富豪更惹眼的红人，连他英伦风格的格子围巾都被上海很多时尚中学生所熟悉。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带着疑问，《中国新时代》奔赴胡润百富榜的上海总部——胡润的办公地地处繁华的南京西路某写字楼内，公司门外并没有醒目的牌匾。 办公室只有十几平米，除简单的办公桌椅外，角落的一侧摆放着中国古典家具，另一侧则是高尔夫球具，两相呼应，也算是中西文化的一种结合吧。 在约定时间过了十多分钟后，胡润匆忙地走进办公室。依然是一身蓝格子衬衣，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绅士微笑。“实在抱歉，赶去拔牙了。”胡润用一口算得上流利并习惯性地夹杂英文单词的汉语说。 尽管10年前《福布斯》的第一张榜单很粗糙，但这个敏感的英国年轻人抓住了中国人“喜欢听有钱人故事”的心理特点，颠覆了西方人眼里“红色经济下没有富豪”的偏见。他大胆而鲁莽地打开了穷人窥视富人、世界窥视中国的“天窗”。 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2000年有5、6个人见，2001年有30-40人见，2002年约为60人，直至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于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英国有17位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我13岁时成为其中的一员。”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胡润百富榜董事长、创始人胡润告诉《中国新时代》。 国内一些报道曾说胡润是贵族，“这个说法错得有点离谱，其实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所以想进伊顿这样的名校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为此，胡润在11岁时就被送到一所普通学校去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幸运地考进了伊顿。”当时伊顿公学一共有13至18岁五个年级，共1250名学生。胡润在当年的考生中排名前20名。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所有的学科中，我似乎对于语言和数学有着特别的偏好，”胡润说。 胡润出生于卢森堡，三四岁时就会说英语、卢森堡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又学了拉丁语和古希腊语。15岁时，学校和德国、日本进行学生交换，当时胡润住在一个德国家庭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这使得胡润的德语水平迅速提高。根据杜伦大学的课程安排，到第三年要求出国学习。“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必须去那个国家。”这一点令胡润感到一种挑战。 “这是完全不同于英语的语言体系，太难学了。要是能学会学好，那才叫过瘾呢！我始终觉得，学习一种语言是一回事，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另一回事。只有理解文化才能体现出天才的基因。”胡润说。 1990年，胡润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 胡润作为一个进修生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 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所在的留学生楼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进修生的课程十分轻松，一般只需要上午学习，轻松得让我无法习惯，于是我出门给自己找了一份活儿，在一家有名的公关公司打工。因为那时拿的是学生签证，不能打黑工，所以没有领薪水，纯粹是增加一些阅历。” 大学毕业后，胡润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那时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胡润说。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事务所的工作给胡润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历练，使他有机会到世界的很多地方。不过，好日子并不长久，压力接踵而至。因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通不过的人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说实话，如果再等不到这个机会，我就考虑辞职走人了，换个毕马威或其他公司再想办法到中国来。”胡润说。 自从离京回国后，曾经和胡润一起学中文的英国人在伦敦也抱成了团。“他们成立了协会，每月举行一次聚会，从六七十人中轮流推选出一个主事的准备当天的主题报告，话题自然和中国有关。10多年了过去了，这个传统至今仍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我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我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大概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有充满阳光。当时胡润一踏进办公室，感觉就像在度蜜月，每一天都是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在一次参加培训时，胡润感觉那样的课让人感到有些无聊，在冗长的讲话中可能只有10%属于有用的信息。“我的脑子开始天马行空。” 那时胡润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在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一旦回到英国有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突然胡润灵光乍现，想到一个好玩的话题，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 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胡润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8943;8943;接下来，胡润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我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我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胡润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胡润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还孙中山的外孙女，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尽管已过去多年，胡润仍记忆犹新。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我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到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向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损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业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8943;8943;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寻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博客)）杨怀定(博客)；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