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挑剔的消费者 监管机构要小，但权力要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香港报道 林晓棠拖着一个折叠购物车，穿梭在旺角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这是香港最热闹的商业区之一，许多商铺都趁着这个周末打折吸引顾客。但林晓棠并不动心，她专拣连锁超市和药房进，几乎一个不漏。 家住东莞的林晓棠是专为一岁的女儿买奶粉来的。 “孩子的奶粉就快断了，托人买了几次都没买着，只好自己来碰碰运气。”林晓棠的嗓音有些沙哑。逛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她有点烦躁：“女儿习惯吃的那种奶粉，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没得卖！” 在广东，不少年轻的父母都为孩子购买香港奶粉。因为他们对香港的食物品质更加信赖。“我宁愿辛苦一些也要绝对保证孩子的安全。周围很多人都跟我说香港奶粉好，检验标准很严格，他们的小孩都在吃。”林晓棠说。 打问号的信任会带来恐慌 林晓棠四处奔波要为女儿买的那种奶粉，是某品牌专供香港市场的，在中国内地，这款产品有另外一个不同于“港版”的名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内地销售的这种奶粉是美国市场上1993年的配方，整整落后了十几年。”林晓棠说。 许多妈妈们研究过同品牌奶粉港版和内地版配方的差异，也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内地销售的一些洋品牌奶粉中不含SA（唾液酸，在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形成和发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低出生体重儿脑功能的正常发育可能重要），而港版却含有；内地以前销售的某品牌奶粉是不含DHA和ARA的，港版和国外市场的则含有。 “我在美国的朋友也跟我说，国内的奶粉配方跟国外不一样。其实配方的问题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有一次我儿子喝的‘港版’奶粉没有了，临时在朋友那儿喝他们家的‘内地版’，我儿子却不肯喝，小孩子对奶粉是很挑剔的，稍有不同，他们就感觉得出来，也不由得我不信了。”另一位妈妈孔云告诉本刊记者。家住深圳的她也不时前往香港购买奶粉。 对此，不少外国奶粉厂商都曾向媒体解释过，配方即使会因地域稍有不同，也绝对与产品品质无关，而一些差异可能是由于批次不同产生的。 “实际上应该是没什么差别的，只不过香港的奶粉是原装进口的，而在内地销售的进口奶粉会在内地分装，在分装的过程中，由于环境的不同，也许会出现一些差异，但应该没传言中的那么大。”港九药行总商会理事长刘爱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样的解释，似乎还没有完全扭转内地父母们的心理。 “三聚氰胺事件刚发生时，很多内地人来香港抢购，现在没那么紧张了，但仍然是供不应求。”在旺角火车站附近的先达药房里，一位店员对本刊记者说。 先达药房为此加大了进口奶粉的销售力度，欧美、日本的品牌应有尽有。“有些内地顾客要买很多，我们还特别设立了香港付款、内地提货和邮寄货的服务。” “这是公众盲目的过度恐慌造成的，三鹿是一个国家认定的优秀品牌，在中国奶粉市场中影响很大，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就无限放大了恐慌。除去进口奶粉，其实中国是有许许多多质量可靠的产品的。”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永建分析说。 四成香港奶粉流入内地 香港的奶粉并非由于三聚氰胺事件才突然间大受追捧。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之后，已经有许多广东人开始依赖香港奶粉。 “我儿子2006年出生，那时我周围已经有很多朋友到香港买奶粉了。”孔云说。而在她看来，三聚氰胺事件只是验证了他们决策的正确性。 孔云还告诉记者，有时她懒得过关去香港，可以在罗湖口岸或者福田新口岸那里找水客买。水客们通常会在离深圳最近的新界地区的上水和粉岭拿货，乘坐从罗湖到红的九广东铁，只有一两站大约几分钟路程。而他们通常都有固定拿货的药房。 李乾贵就曾是孔云非常熟悉的一个水客，需要奶粉了，提前打个电话就可以去罗湖取。但当记者致电李乾贵时，他却告知记者自己已经不再做奶粉生意了。“去年下半年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一天要往返过关十几次，现在生意难做了，因为做的人太多了。” 近年来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在淘宝网上出现了许多代购香港进口奶粉的小店，方便了内地的父母们。他们多数在深圳，往来香港方便，有些就是正在育婴的妈妈，利用给自己孩子买奶粉的机会跑跑单帮。他们的货源多数来自万宁、百佳等连锁超市，与一般顾客无异。 刘佳就是其中一员。她自己有个一岁大的女儿，平均每周去香港拿货两次。她利用自己这段时间积累的经验开了一家母婴用品店，多做一些香港的货品。“开店以后，我发现大家对香港的奶粉以及其他婴儿用品还是很追捧的。” “据我们一段时间以来的观察，香港市场销售的奶粉差不多有四成流向了内地。”港九药房总商会理事长刘爱国说。
但供应商却并不会因为内地消费者对香港市场日益高涨的需求而增加香港的供货量。“供应商不想搅乱市场，什么样的产品要供应给什么样的市场都是有规划的，假如内地人都跑来买香港货，那在内地销售的商品又该怎么办呢？在靠近边界的一带，比如上水、粉岭的药房，可能供货会相应增加一些，因为那里的需求实在太大。但总体来说，供货商还是会保证香港市场的货量稳定。”
“食品安全港”如何炼成 对许多内地人来说，香港俨然成了“食品安全港”。 “内地人来香港不光是买奶粉，还有很多是来买药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对本刊记者说。他同时担任立法会“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委员会”主席。 特区政府对三聚氰胺事件的处理，令人对香港食品卫生监管体系的快速高效反应印象深刻。 2008年9月11日“毒奶粉”事件一经曝光，特区政府立即全面检测市场上的奶类制品。 香港原来并没有对食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进行界定。11天后，特区政府紧急立法，禁止食物含不适量的三聚氰胺，违例者最高罚款5万港元或入狱6个月。 9月26日，特区政府成立了三聚氰胺事件专家小组，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担任主席，并于当日举行了首次会议，成立了3个工作组。 10月底，香港首次检测出了鸡蛋中含有三聚氰胺。 与此同时，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不间断地公布三聚氰胺检测结果，给各方提供借鉴。 “2005年5月成立的食物安全中心，精简了香港食品安全监管的架构。中心以独立形式运作，职能包括预防有问题食物流入香港，追查问题食物来源，收集各地有关食物安全的消息以及国际最新的食物安全标准。”李华明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这个中心是由医学专家领导的，人员全部是公务员，由立法会来监督，对它的要求非常严格。” 但李华明并不认为目前香港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就很完善，“还缺少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一是对回收制的规定。“目前香港法律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力——在怀疑食物不适宜供人食用时，可以把它检取和移走，但政府无权禁止售卖有问题的食物。我们早就在考虑修改法例，赋予政府在有需要时可发出命令，要求所有批发商及零售商业界停售问题食物的权力。” “这条法例预计下个月就会通过。”李华明对《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而另一条则是食品溯源制。“我们要求食物进口商和经销商，必须向食物安全中心登记，以便在发生食物安全事故时，可以更容易找出有关的进口商及分销商，追查问题食物的来源，采取跟进工作。” “但这个预计到今年年底才能提出。”李华明说。
在他看来，加上上述这两条，香港的食品安全体制才称得上完备。
监管机构太多、掺杂过多的部门利益，始终是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备受诟病之处。2009年2月，我国通过了新的《食品安全法》，其中对原有监管体制的一个突破性规定就是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将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以消弭各部门的监管缝隙。 “问题在于这个机构是个议事机构、协调机构还是个带强制权力的指挥机构。希望它不仅仅是前者。但至少从这个举措中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张永建说。 李华明认为，“监管机构要小，但权力要大，另外就是教育企业要有社会良知，同时，食品安全化验检测能力也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