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0年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称得上富裕群体的很少，基本上是“共同贫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推动改革的时代强音。 30年后，“先富”政策效应已经充分显现，我国富裕群体逐渐壮大，财富正逐年增加，但富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复杂。社会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现在的12.66:1，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96，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我们不禁要问：“共同富裕”难道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归集和流向。我们如果还不加大分配制度改革创新的力度，财富将会进一步向某些群体集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将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这是全体国人的福音。 人们希冀，2010年成为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年。 面对“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图景，我们策划了本期专题，约请有关知名专家深入剖析中国先富群体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调整的方向，未来中国“共富”路线图如何绘就等，并通过网络调查、记者问卷调查等方式，征集了13298名公众对“富裕”的理解以及造就更多的后富群体的路径与方法。 先富群体的成长规律与趋势 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在中国怎样才能获得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财富？获得财富的条件是什么，有没有规律可循？怎样才能更好地分配财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阐释。 七种致富类型：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轨迹 中国的富裕群体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至少出现了七种致富的类型： 政策致富。政策致富是一般规律，好的大政策使大多数人致富，行业性的、部门性的、地区性的好政策使部分人致富，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好政策使中国不断走向国富民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政策逐步放开，率先在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涌现了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工业的同时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的出现，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波致富热潮，许多人纷纷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实业致富。实业致富主要是靠办企业、出产品致富。1979年改革开放，计划因素从绝大部分领域逐步退出，民营资本得以进入民生行业、轻工业、服务业等。20世纪80-90年代东南沿海地区的家族(家庭)企业是典型的实业致富，他们生产鞋子、袜子、罐头、衬衫等民生必需品和打火机、手电筒、缝纫机、家电、塑料等家用轻工产品。当时的消费市场特征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长期落后和购买力低，消费者只在乎“有”，较少要求“好”，使得这一批企业主迅速致富。现如今，人们只要兢兢业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厚积薄发、控制风险地经营，就有可能致富。 投资致富。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只能购买政府债券或银行储蓄，投资渠道狭窄。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债券的投资渠道被拓宽。 例如股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疯涨和狂跌，使一批人成为了富翁。 又如房地产市场。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和二线城市房价出现普涨、暴涨，涨得连房地产老板都不敢相信。2006年-2009的胡润排行榜中，房地产行业是最大的财富创造者。很多中国的大企业也把房地产作为副业来经营。 资源致富。资源即是财富，谁掌控了资源，并把资源变资本就可以使自己变得很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一个人也是此。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占有资源，掠夺资源，整合资源就成为了市场经济中谋求致富的一幕大戏。山西煤老板就是靠煤炭资源致富的一群暴富者的代名词。 中介代理。中介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中介代理者中，中层经理以上者的收入都非常高，达到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量级。这是新兴的财富群体，高收入中介代理者中有文化经纪人，他们是在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术、文物等文化市场上为供求双方充当媒介而收取佣金的经纪人。还有保险代理人。以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为标志，中国保险业迈入深度发展的时期，保险代理人作为新兴的行业发展起来，中层保险经理也成为了社会的高收入群体。此外还有在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工作的人，他们都有可观的收入，是先富人群。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与财富创造和先富群体的崛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2006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超过了德国，成为了世界第五大专利大国。中国的知识产权市场也开始逐步发育和完善，使得智力成果的价值能够顺畅通过市场获得价值体现，知识产权所有者(学者、教授、艺人、作家、技术人员等)也因此可以获得可观的财富，藉此迈入富裕阶层的行列。 如2009年中国作家排行榜中，第1名郑渊洁2000万，第2名郭敬明1700万。明星、艺术家的收入更高，成为“天之骄子”。他们的高收入与中国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息息相关。又如软件业。中关村科技城是我国软件产业的基地，成为了中国创新产业的窗口和平台，一大批高新技术从业人员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收入，涌现了一大批富裕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 违规违法致富。从计划到市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制度，需要一个过程。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过程中的不完善捞取好处。 如利用“双轨制”致富。一些商品是计划定价，一些商品是市场定价，而市场定价是高于计划定价的，这就导致很多人通过各种关系，倒卖产品和批文，富了很多人。还有的靠走私货物致富。包括从国外走私进来汽车、摩托车、原油等。还有的靠坑蒙拐骗致富(如传销)，靠贩毒贩卖文物致富，靠污染环境致富，靠行贿受贿致致富……市场经济是一个大染缸，如果调控不好，就会出现各种违规违法致富的现象。 这就是30多年来中国先富群体、大富群体、暴富群体的富裕轨迹和富裕途径，无论是靠政策致富、实业致富、投资致富，还是靠名望致富、教育致富、科技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或是靠权力致富、关系致富、精英结盟致富、其它违规违法致富，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机会，是老百姓寻求致富的方式和希望，是中国进一步向前的动力。 中国富裕群体形成的财富公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方式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案例，具有中国特色。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发现很难套用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解释。 西方经济学认为，财富的短期创造公式是劳动力L、资本K结合产生财富，即W=F(L，K)，而长期的财富创造公式是W=F(L，K，T)，考虑了技术更新T的因素。在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潜、显规则纵横交织。政策会产生财富，人脉即社会资本会产生财富，土地资源也是重要因素。于是中国的财富生产公式变得更加复杂，也更贴近中国的实际，我们把它抽象为W=F(L，K，T，Sr，P，Rt，I)，其中L为劳动，K为资本金融，T为技术水平，Sr为人脉等社会资本，P为国家和地方政策，Rt为地租，I为智力因素(知识、创意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重要性博弈定价，按均衡分配比例利润。由于中国财富创造公式的复杂，使得中国富裕群体产生的途径更加多元化。 中国人创造财富具有独特性，积累财富也具有独特性，即存在两种积累方式并立并存的现象，在某些行业领域是随机弹性积累(自由平等竞争)，而在某些行业领域是定向刚性积累(垄断性经营)。 随机弹性积累主要是指机会均等积累，它通过公平竞争创造和积累财富，各成员之间的财富积累是弹性的变动的，若财富变少，则要增强竞争优势，力争获得好的业绩，实在不济，可以选择退出该领域；若财富很大，也要兢兢业业、力图保持良好的业绩和竞争优势。整个市场是开放的、弹性的。这种财富积累图景符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形结构社会”的理想目标。在这种分布中，绝大多数群体处在中等收入范围，极富裕者和市场失败者都很少。这种积累的典型行业有：农产品、生活必需品、轻工业、服务业、服装业等。这些行业的根本属性是民所必需、遍地经营、市场参与量大。 定向刚性积累，是指在该领域行业内，财富总量在分配过程中倾向于固定地从部分成员流向另一部分成员，财富流出部分和流入部分的成员规模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定向刚性积累的财富积累模式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它的形成源于：一是垄断，分为自然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典型行业有石化、电信、重工业、煤矿、钢铁、水泥等；二是因为行业规律和内部结构，因为在该行业内，真正创造财富的是少部分人的智力知识(IT产业、投资等)、概念运作(文化创意产业等)和组织模式(中介、代理、信托、直销等)。财富定向刚性积累的后果是使财富越来越多的向少部分人集中，使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在一个社会中，定向刚性积累的行业是允许其适当存在的，但社会的主要行业一定要是随机弹性积累的，否则一旦社会主要行业都是暴利行业，那么必然由于垄断或精英结盟，出现贫富分化和实业空心化。 中国先富群体产生的规律与趋势 规律一：先富群体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诞生 1949到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和进行初级阶段改造。1953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初级阶段制度在中国的建立。1953-1979年间，中国社会一度存在以富有为耻、以贫穷为荣的社会思想和舆论，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使谁都不敢致富。 改革开放使一切成为可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开始引入。政策致富、双轨制致富、实业致富等使第一批先富群体得以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经济组织方式和科技领域出现重大创新，于是投资致富、知识产权致富成为最新的致富渠道，新的职业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造富的过程。 规律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中国的财富群体之所以能致富，都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0年后的政策致富和实业致富是对当时社会巨大潜在消费需求的反映。商品短缺是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高频词。短缺经济是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后，由于本身存在的巨大消费量和国内外消费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中国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在鞋子、袜子、衣服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庞大消费需求，给东南沿海的相关制造业带来了长期的繁荣发展，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万元户”。之后又有了家庭投资理财的需求，于是金融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需求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进入21世纪，知识、科技、人才、信息等各种现代化的生产要素，越来越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许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百万富翁、千万富豪、亿元大佬被成批制造出来，其中一大批作家、明星、软件商迈入富豪群体。 规律三：致富与政策高度相关 中国富裕群体的产生和国家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国家计划在一些领域内的退出，才给了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富裕群体本身就是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例如：“抓大放小”政策给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腾出了空间和舞台，保险业政策出台促进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股票债券机构和法规的出台促进了股市的生长，城市化战略给了房地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前期主要是释放性的政策，在轻工、农业等产业的政策都属于释放性政策。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迈入21世纪，政策的制定更具有先导性和前瞻性，例如在网络技术、概念产业、3G通信等方面。处在改革和转型期的中国，政策的作用更加突出，可以说政策引向哪里，富裕群体就可能产生在哪里。 规律四：致富越来越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基本消费品时代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再从耐用消费品时代迈入知识创造品时代。 基本消费品经济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的“衣食”，即主要解决吃饱饭不挨饿、穿好衣不受冻，蔬菜、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行业都属于典型的基本消费品时代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79-1990年间大概处在基本消费品时代，生产和销售服装、鞋帽、打火机、罐头、煤油等都是当时普遍的致富形式，东南沿海的个体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产业来做。 耐用消费品时代主要解决“住行”，住的方面有房子、家具、空调、洗衣机、电视、装修等行业，即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行的方面有汽车产业、交通运输业、铁路网络(高铁、地铁)、出租车行业等。1990年至今，中国仍处在此阶段。 预测：未来中国的富裕群体将更多的是知识创造者 知识创造品时代，主要与知识产权创造和精神消费有关。典型形式有文学产业、电视产业、电影产业、音乐产业、创意产业、概念产业、软件产业、广告设计、奢侈消费业等，主要是靠知识智力来生产，满足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潜力无限的智力创造资源，不断加大的政策支持，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富裕群体产生的内在逻辑。 财富本身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分配财富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则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最为稳定、和谐的财富分配目标。除事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重大国计民生等重要领域之外，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劳动力、资本的自由流动，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才是解决根本问题之道。 中国需要先富群体，需要越来越多的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造富裕起来的百姓大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都离不开谁，只强调一方的重要性都是片面的。 如果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处理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关系，中国先富群体的成长将会是畸形的，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将难有持续的动力支持，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遭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带来的巨大挑战。 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 ——“谁是下一个富裕群体”大型问卷调查分析报告 调查：谁是下一个富裕群体>> 56.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房，有车，有闲钱，有保障”才算富裕 下一个富裕群体是谁？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具有市场头脑，深谙经营之道的人”(占总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总46.8％)、“高学历人士”(占总43.5％) 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短板，73.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收入分配体制不能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 “2010年社会分配改革，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推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占总65.4％)、“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占总59.7％) 阅读提示>> 今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财富的增长举世瞩目。人均GDP从1979年的417元人民币，达到2009年的3603美元，2010年预计将达到4000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为36.4万人，跃居全球第四位。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趋势。如何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 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目标都是指向共同富裕。那么，在当前情况下，如何造就更多的“富裕”群体？谁是下一个“富裕”群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打造“后富”群体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哪？等等。针对以上公众关注的问题，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新浪网做了关于“谁是下一个富裕群体”的网络调查，受到网友的极大关注，短短三天时间，共有12078位网友参与。同时，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采访调查了1220位普通群众。本次调查总计参与人数13298人。 富裕的标准是什么 ——56.5％的受调查者认为， “有房，有车，有闲钱，有保障”才算富裕 “在当今社会，您认为富裕的标准是什么？”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五成多的受调查者认为“有房，有车，有闲钱，有保障”才属于富裕(占总56.5％)。另有46.7％的受调查者认为“年收入15万以上，有一定数量财产性收入”属于富裕，还有38.7％的人选择“年收入7万以上，看得起病、买得起房、上得起学，不为生计发愁”。 专家表示，所谓富裕是基于人们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如果物质水平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和享受可称之为富裕。从网友选择的结果来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公众的普遍诉求。 zg中间派党校教授青连斌认为，严格地讲，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百万、千万财富的人可以称之为富人，但也只占总人口的少数，多数人是拥有比较稳定收入、衣食无忧的所谓“中产阶层”。网友对“富裕”的理解，似乎更像是一种“中产”的标准。 另外，还有35.4％的受调查者认为“各人要求不同，很难有统一标准”，28.4％的受调查者认为“钱够用就行，主要是精神富足、不空虚”，22.9％的受调查认为“收入10万以上，至少有按揭式住房，有‘三险一金’”。 下一个富裕群体是谁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具有市场头脑，深谙经营之道的人”(占总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总46.8％)、“高学历人士”(占总43.5％) “您认为现在我们面临哪些好的形势，可以造就更多的富裕群体？”调查的结果显示：选择“国内外相对稳定的局势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的占28.0％，选择“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预期”的占24.4％，还有19.3％的受访者选择“社会上人们‘盼富’热情很高、‘求富’愿望很强烈”，而选择“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可以更多地用之于民”的占14.4％。只有4.5％的受访者选择了“‘先富’群体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和条件帮扶其他群体”。可见，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政策的良好预期，以及致富的愿望远远高于先富带后富的机制。 “你认为下一个‘富裕’群体是谁？”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具有市场头脑，深谙经营之道的人”(占总51.8％)“‘富二代’、‘官二代’等特殊人群”(占总46.8％)、“高学历人士”(占总43.5％)。而选择“懂得高新尖技术的人才”的占总39.6％，选择“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才”的占总37.5％。选择“公务员”的占总35.3％、“具有某种海外背景的人士”的占总22.6％。却仅有19.3％的受访者选择了“中产阶层”。 从以上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未来的富裕群体，要么懂得经营之道，要么是知识精英，要么具有一技之长，要么就具有特殊的背景，而且大有百舸争流之趋势。但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度较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预期较为缺乏信心。因此，长期来看，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题中之义。 “成为下一个‘富裕群体’中的一员，你是否抱有很高的预期？”调查结果显示，37.6％的受调查者认为“不抱什么预期，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另外有39.3％的受调查者表示“正努力奋斗着”，15.5％的受调查者认为“觉得自己完全具备能力”，另有7.6％的受调查表示，“说不清楚”。 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短板 67.8％的受访者认为，造就更多“富裕群体”关键是“实行公平竞争，消除特权和垄断” 当问到“您认为打造‘后富群体’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时，67.8％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实行公平竞争，消除特权和垄断”，53.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健全法制，保障创业者的合法权益”，另外有49.7％的受调查者选择了“调整分配结构”，有43.9％的受调查者选了“个人的努力和禀赋”。 专家表示，“实行公平竞争，消除特权和垄断”是后富机制的前提。凡是人为设定的不利于“多数致富”的特权、特许权、进入壁垒、区域保护、行业垄断、人事禁锢等制度规定，都应当通过改革撤除。这些壁垒不除，就谈不到公平竞争，就难以造就后富大众。 青连斌教授告诉人民论坛记者，在一部分人已经率先富裕起来的背景下，先富带后富，使全体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就不再应该仅仅是一个议题了，更不是时机是不是成熟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推进的实际行动了。
在国外，富人们依靠道德主动向社会捐赠，并逐渐成立了基金会，从而将“二次分配”拓展到了慈善事业，形成了“三次分配”。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你认为‘先富’带‘后富’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先富’缺乏足够的社会责任，主动帮扶‘后富’”(占总42.6％)。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先富群体做得还远远不够。 “你认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短板在哪？”调查结果显示：73.5％的受调查者选择了“收入分配体制不能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57.2％的受调查者选择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45.6％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城乡贫富差距大，农民共同富裕还面临许多难题”，选择“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协调，中西部还有一些地区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贫乏”、“‘先富’带‘后富’的机制不健全”分别占32.3％、27.1％、16.6％。 先富群体通过怎样的途径致富 40％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国有企业高管”、“民企中经营成功者”、“文体界明星”等都是“先富”群体 针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先富群体’，您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哪些类型”这一问题，46.6％的受访者选择了“国有企业高管”，43.2％的受访者选择了“民企中经营成功者”，还有41.5％的人选择了“文体界明星”；另外有32.5％的受访者选择了“政府官员”。而选择“知识及技术精英”、“专家学者”、“各类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的分别为22.4％、21.3％和18.4％。 专家表示，这个调查结果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富裕群体在各个社会阶层的分布状况。 “2009年胡润富豪榜中，中国的前1000个的新富家族，其个人家庭资产，至少都超过了7亿人民币。”“虽然从2002年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但现在这一数字早已被突破。”人民论坛网网友留言。 “您认为‘先富群体’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富裕起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资本”(占总58.5％)、“权力”(占总43.4％)、“投机”(占总38.5％)，而选择“知识”、“劳动”的只占36.2％和32.3％。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利用社会转型期的某些不规范状态，依靠事实上的权钱结合，确实富了一部分人。这恰恰很好地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仇富”、”仇官”心态的现实。 据国务院研究室、中间派党校研究室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高干子女占据了相当比例。而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马克告诉人民论坛记者，那些非法致富、凭借权钱交易富起来的群体是后来的事，也是体制改革与完善不到位的产物。 2010年社会分配改革的最大期待 59.7％的受调查者认为，“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最关键 “2010年社会分配改革，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推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占总65.4％)、“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占总59.7％)、“国家财政分配更多用于民生领域”(占总56.3％)。 zg中间派党校教授谢志强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建立健全职工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当前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目前不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少数的富裕阶层，绝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发育不良，仅为18％。在平均数的统计中，大多数社会成员感到收入“被增长”。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必然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之归依。 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机制、财政使用方向是目前缩小贫富差距的三大短板，是改革的着力点。我们期待制度性的变革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富裕群体，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后富机制：跳出“带富”问题 无论在什么阶段，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可以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现或判断依据。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如今富有群体的规模和财富积累是早期“先富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富二代”、贫富差距扩大等新的词汇或现象日益流行，就社会群体而言，经过代际转换，早已今非昔比。如果一定要在群体或阶层意义上讲“带”，还不如说富裕阶层如何帮助穷者脱贫或者变得富有，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太过道德伦理色彩。虽然我们看到不少富人行善，但这基本属于社会救济范畴，既不可能使穷人变富，也缺乏持续性机制。 因此，今天我们应该跳出群体或阶层意义上的“带富”问题，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抑制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并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或者说我们已经没有“借口”拖延了。 首先是权力资本化问题。应该说，权力介入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种介入，市场机制的自然生长是困难的。但权力本身也存在成为一种“资源”参与市场分配的可能，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可能就会变成现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权力参与市场分配的演进轨迹。问题的实质在于，权力作为个人或群体的资源参与分配，本质上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在形成少数“暴富”阶层的同时，侵犯了他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收益。 其次是劳工保护问题。一系列研究表明，我国劳动报酬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资之间的谈判机制，特别是工会力量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再者是市场公平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根据市场需求自由进入或退出供给领域，这样才能实现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角度看，资源进出是否顺畅，直接对社会成员创业、就业、收入增长等一系列环节构成影响。 最后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公共政策问题。我国是一个经过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旧体制的演变与新体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其间难免会出现所谓“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如行政性垄断、社会保障与福利、税赋轻重与公平等，这些方面的政策对收入分配格局也构成深刻影响。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或取向，不应该以国别来定义。这里的“共同”至少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至于什么样的水平标志富裕则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这不应该有什么国别差异。我认为无论在什么阶段，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可以作为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现或判断依据。共同富裕不是指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绝对无差别或拥有等量的财富，而是应该指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大体相当的富裕水平，相对差别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共同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时点社会成员同时达到某种富裕水平，作为一种动态理念，它应包括致富机会的均等，即“时间可先后，机会要均等”。没有机会均等，恐怕不少人会长期处于“被平均”或“被富裕”的状态，收入与财富差距悬殊的现象难以改变。同时，机会平等也是社会保持活力与和谐、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 至于共富的难题在哪，关键在于体制改革。体制不改革，好多政策不仅难以出台，而且执行起来也会发生扭曲。这是当前最大的难题。 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改革 问诊篇 如果任由房价继续高涨，还将刺激投机性购房需求，进一步拉大再分配的收入差距。——全国政协委员李庆云 一些行业，比如说掌握众多公共资源的垄断行业，其收入在不断增加，形成了所谓的高收入群体。是谁让这些群体收入这么高？他们收入高的标准又是什么？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的工人，收入就应该少？我认为，应该把我们的财富大蛋糕换个切法了，新的收入分配办法中，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全国议会代表纪玉君 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是工资税，炒股票的人反而不交税，劳动的人反而要交税，这有悖于社会公平。——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 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出口向内需拉动转变的深层次问题。以2009年房地产市场为例，随着房价飞涨，有能力购房者在楼市的高歌猛进中不断积累财富，而无力支付首付的居民则离一套基本住房的购买力越来越远。所以要想拉动内需，就必须先让百姓有钱花。——全国议会代表刘新国 我记得我在做一些采访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们今年农民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他们现在每年有12，000元家庭收入，我听得挺心酸的。凭什么农民一家子干一年12，000元就算挺高，而我们在城市里工作，一个月挣12，000元都不算高的？——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 支招篇 关键是要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如果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就会迫使居民过多承担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挤压居民的消费。——全国议会代表赵林中 将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2000元调整为个人所得税起征参考点为5000元，并允许纳税人选择按个人或按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全国议会代表宗庆后 开征奢侈品税和奢侈税是合理调控消费的好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建议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用法律手段控制市场经济，防止民营企业家们用不正当手段挣钱。同时大力发展一批高素质的民营企业家，调动他们的“发财愿望”，从而带活整个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让贫富差距日渐缩减。——全国政协委员王乃静 规范高管的薪酬首先应打破垄断。当然，在短短一年里能对高管工资进行控制调节，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根本的措施在于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才能实现公平合理的竞争局面。——全国政协委员蔡继明 应该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标准。当前造成“民工荒”现象的部分原因，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低标准工资收入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全国政协常委钱克明 政府应该通过积极扩大就业、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例等手段，优化分配格局。同时，加大国家公共财政对文化、教育、交通、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全国议会代表黄荣 穷人与富人的关联逻辑 在社会阶层财富分配不均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的条件下，一部分人面临生存危机，另一部分人也必定要受到牵连，换言之，穷人活不了，富人也活不好 社会分配体制存在的不公和失范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绝大多数人都受惠于改革发展。但是，必须承认，现在的社会分配体制又存在着不公和失范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劳动者所得持续下降。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普遍性现象，即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还不到10％。据调查，近十年广东经济增长得很快，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正在赶超韩国，但广东的农民工却没有合理分享到广东经济发展的成果，即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几乎没有增长！这就是初次分配格局失衡的问题。 二是收入分配领域失范问题严重。如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形同虚设，劳动者的工资被拖欠；公务员的收入因欠透明而未成为“阳光工资”；单位在参加社会保险时任意降低缴费工资基数的现象屡见不鲜；所得税的计征因收入的不规范而存在着较多漏洞；一些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灰色收入、非法收入。等等。 三是公共福利严重不足，再分配力度明显不够。如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漏洞仍大，绝大多数乡村居民与相当数量的城市居民还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教育机会因公共投入不足而导致福利性持续下降，进而损害了教育的公平性；公共卫生投入不足而且资源配置失衡。换言之，公共资源的分配长期重城市轻乡村的格局还未从根本上扭转。 四是税收等相关政策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低实际上不利于低收入阶层，而不开征遗产税则明显有利于高收入阶层；政府的公共资源配置包括教育资源配置、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等均不利于农村居民，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等等。 所有这些，均表明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多年后，国家财富的持续增长并未真正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目标，收入分配领域已经出现的问题，日益明显地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和谐 分配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古今治乱循环无不围绕着发展和分配而展开。时至今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 近年来，我国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格局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2007年，我组织了一次有关社会公平问题的大型，在11个省市发放4000多份问卷调查，80％以上的受访者对社会公平度的认可很低，不仅低收入阶层认可度低，而且一些获益较多的机关事业单位与私营企业主阶层也对当前的社会公平认可度低，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信号。 社会不公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过去长期过分追求效率优先乃至形成片面追求财富增长的结果。由于缺乏公平性，导致利益的调整缺乏合法性，无法得到被调整的一方的认可，进而会表现为诉讼、上访。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富裕阶层，但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的情形下，怎么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确实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当务之急。 一方面，如果任由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下去，贫富分化必然带来阶层对抗，进而形成显性化的社会危机，这就涉及经济发展乃至政治稳定。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上升，以及有人抢劫小额财物是为了因无钱治病而想进监狱治病、有人因年老无靠而犯法是为了进监狱养老等个案的出现，已经表明这不是杞人忧天。 另一方面，在社会阶层财富分配不均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的条件下，一部分人面临生存危机，另一部分人也必定要受到牵连，换言之，穷人活不了，富人也活不好，因为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危机与风险，同样直接影响着富人的生活环境与质量。在财富日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的时候，大多数人便不可能有消费能力，经济发展模式与增长方式转换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因此，收入差距问题是民生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 立体推进分配改革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场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格局的异常复杂的改革，只有多管齐下，立体型推进，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具体说来： 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有效就业是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计增加“饭碗”，开辟新的就业领域。 2010年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失业人数有可能突破1000万议会关，这是现实。因此，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当考虑社会服务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带动就业，同时给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松绑。在努力增长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质量的同时，我还多次主张以“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来替代目前单纯的工资甚至是最低工资机制，在逐渐提升劳动者即期工资的同时，通过社会保险与职业福利机制来增加其预期收益，将是十分理性的调整方案。 第二次分配问题即财政分配问题。我们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做出重大调整，需要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即从经济建设财政、政绩工程财政、吃饭财政真正转向以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公共财政。 加快二次分配改革的着力点，一是压缩行政开支，杜绝政绩工程，减少直接的经济建设投资，打造效率政府、效能政府，这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二是强化社保再分配功能。2009年中间派政府投向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为2906亿元，增长16.6％，这是首次投向社会保障的资金大幅度超过财政收入增长，属于前所未有的，它的实现也表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是需要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尽管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在现阶段无疑对低收入群体来说不公平，因为低收入群体往往不能参加，也就不能享受国家的免税优惠。因此，与收入相关的税制需要基于公平原则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次分配。国家应尽快创造便利条件和确立相应的财政与优惠税制，引导第三次分配，扶持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快速发展。第三次分配，通过慈善的方式让富人把钱捐献出来，这也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同时是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进一步调节的有益调节机制，是社会关系尤其是阶层关系的良好的润滑剂。比尔·盖茨捐了250多亿美元，并且多次表示只留1％给下一代，99％都要捐出来。而我们国家只见创造财富的英雄，很少见承担社会责任的英雄。 为此，建议一方面放手发展慈善公益机构，并通过这些组织去募集社会资源，提供款物与服务援助，进而兴办各种攸关民生的慈善公益福利事业； 另一方面，尽快试行社会与个人捐献慈善公益事业全额免税优惠政策，同时对慈善公益组织给以相应的财政支持。 如何勾画“共富”路线图 国有企业应该把全民看成是股东，上缴利润给财政相当于给全民分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完全可以成为扩大财政收入的办法 共同富裕首先依赖政府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当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时，如何进一步勾画共同富裕路线图？ 迟福林：我认为，走向共同富裕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其次，要加大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再分配力度。这方面国家虽然已经加大力度，但是还不够。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造成的；第三，要加大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第四，要对国有资本进行重新配置，把更多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领域，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五，在这些措施实施成熟的基础上，要有立法来明确规定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 关于共同富裕的推进，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垄断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这个问题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和风险。上述提出的各项措施，依赖于一些基本的机制，比如一再被提到的财产申报制度，只有有了财产申报，税收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现阶段已经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等各种条件，关键的问题就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决心和魄力。 张卓元：走向共同富裕，主要是这么几步：首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第二步，提高中等收入比重，让知识精英阶层凭借知识、技能走上富裕群体的行列；最后一步，削弱公权。事实上，公权不削弱很多事情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说，政府改革最重要。目前，我们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还是有改善的，但是改善太慢，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有合理的，也有不可理的。姚明的收入很高，但是这种高收入大家心里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怕的是因为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过大，靠权力带来的灰色收入、靠来历不明的资本产生的利润，这是人们无法接受的。 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 人民论坛记者：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目前的短板主要在哪儿？ 迟福林：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应该有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二是分配不公比较突出。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可以说有多重因素，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其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最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而目前，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短板，主要是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太低，所以我们要能普遍地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第二，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同广大百姓需求还有很大差距。这两年，政府在这个领域可以说加大了力度，但是总体上这个差距还比较大，尤其表现在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制度性差距很明显。 为此，在这次两会当中，我有一个大胆的提案。国民收入分配中，当前最首要的，就是在把中国消费率从2008年的48.6％提高到55％至60％，以此作为未来5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为了实现上述整体目标，中国还应尽快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用5年的时间，使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张卓元：共同富裕的短板主要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消费水平太低。按照新的贫困标准，还有4000多万没有脱贫的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1.25美元一天的贫困标准线，还有一亿多人属于贫困人口。十六大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放在首位。这涉及到先富带动后富。但是如何带动？先要解决几千万人脱贫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够比较快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问题。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很多途径，这里我只想讲一个。我个人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想实质性地调整储蓄、投资、消费结构问题；实质性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实质性地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消费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要转型，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财政。我们现在人均财政支出是6000多块，超过了农民一年的收入(5000多块)，但是财政支出中的很大部分还是经济建设支出，其中也不乏政府的政绩工程。应该把财政支出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民生，重点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目前，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例如，以2008年为例，医疗卫生支出是4％多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数据，财政用于医疗、社保的支出加起来是15％左右，而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平均下来的这个比重是30％多，也就是我们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即使是这么少的医疗卫生支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所以，现在的改革，一方面要增加总量，其次是要调整结构。 所以，我说在提高低收入消费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众多措施中，真正可行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国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公共支出要真正做到“公共”二字，不能总是用在少数人身上，要做到雪中送炭。如果财政支出达到上述世界上人均3000-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都能用在低收入群体上，就能起到很明显的作用。这关键还是取决于政府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政绩为本”。 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要进一步调整 人民论坛记者：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的各种措施当中，财政分配是一个主导。我们现在之所以做的还不够，是理念上的，还是财政欠缺这方面的能力？ 迟福林：我认为还是各级政府认识上的问题。虽然我们的经济水平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但是我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公平和可持续化。在这个目标下，首先，我们必须把提高消费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为主线并逐步推进。第二，城市化要与统筹城乡发展同步推进，第三，公共产品供给要以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这些都需要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的调整。 张卓元：我认为我国的财政完全可以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更加有所作为。比如增加公共支出，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其中最大的潜力就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一万亿的利润，应该按照30％-50％比例上缴利润，不能仅仅用在自身或者用在改善员工福利上。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是16000多亿，2009年也有10000多亿，这么多的利润，上缴给财政的为数太少。美国上市公司50％以上都是拿来分红的。我们能否将这些利润拿出来分配？现在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是5％—10％，虽然有几百亿，但是太低了、太少了。国有企业应该把全民看成是股东，上缴利润给财政相当于给全民分红，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完全可以成为扩大财政收入的办法。但是，目前，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没有推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受到各种利益的牵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