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外资,是蚂蝗还是自身肌体组织
利用外资不能简单的讲是利还是弊,关键是我们需要通过引进外资得到什么、是否能够得到、代价多大、是否存在长期的后遗症。如果引进外资满足了各级政府拉动GDP的要求,却断送了中华民族子孙万代永久的本土产业的控制权和自主权,那么,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毁长城。
在南方一些偏远的乡村,人们会让蚂蝗叮在伤口吸走淤血,然后,将吸饱淤血的蚂蝗扔掉。这时,不会有人把叮在身上的蚂蝗当作自己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或肌体组织而依依不舍。同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创伤和淤血的经济体,外资究竟是蚂蝗还是自身的肌体组织?这是一个必须在观念上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本国经济体而言,外资是蚂蝗,它决不是自身的肌体组织。这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待来自于他们经济体之外的外国资本的基本态度。海外资本可以叮上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你不可能叮上整个西门子,更不可能让你叮上德意志银行的股权。美国高盛投资中国工行股权25亿美金,不到一年时间盈利40多亿美金。这是海外资本的奇迹,却是国内储户的悲哀。在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资是好或者不好,正如不能说蚂蝗是好还是不好一样,关键要看蚂蝗是叮在淤血上还是叮在动脉上。
其实,海外资本的属性是简单的、也是冰冷的。资本的本性是逐利,本性之外还是逐利。可是,为了招商引资,我们往往对外资投入了太多的寄托、太多的遐想、太多的温情、还有太多的信任。海外资本的中介人说引进外资可以出国考察,我们信了;海外资本的代言人说引进外资可以带来核心技术,我们也信了。前者可以兑现,后者难以实现,但是,我们却为此付出了经济成长期的青春。
任何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中国的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应该由中国本土企业优先享有和优先投资,而不应该视为可以任意挥霍的空气(其实,干净的空气也已经稀缺了)。回顾一下1958年,那时候的钢铁指标跟现在的GDP指标一样充满魔力,刺激着当时那个狂热躁动的经济体,于是乎,大片的森林从中国的自然版图上消失了,换来的只是一堆好听的统计数据和不好用的铁疙瘩。半个世纪即将过去,历史在螺旋式地进步。历史的进步意味着我们难以重复50年前的历史错误,但是,这种所谓螺旋式的进步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重复着类似于50年前的现代错误。
为了追求GDP和招商引资政绩,我们这一代人付出了中国经济版图中最珍贵的二类资源:即市场资源和股权资源。打开中国的经济版图,海外资本已经或参股或控股了大部分行业的主要企业,相应份额的市场也归之所有。在世界经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以类似的经济发展路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思考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选择对外开放策略的基本前提。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本应该是一场雄浑厚重的交响乐,但是,现在仿佛是一首模仿港台模式的流行小恋曲:主题是哀怨(抱怨机制不好),心思是出嫁(出售股份找婆家)。在这一旋律下,各个行业的各大龙头企业纷纷粉墨登场,于是,才有了电信、石化、石油、银行、保险、基金、汽车、地产、食品、机械装备等各类企业与外资联姻的集体婚礼。海外资本的盛宴早已开始,狂欢还在继续:年初,前赴的有徐工机械;年底,后继的还有沈阳机床。
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海外资本背离其资本天性的现象,但是,却发现我们自身因为忽视了资本的本性而产生了过分的天真、过分的乐观和过分的放松。无论资本是穿着马褂还是套着西装,贪婪地占有和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性。兼并收购、占领市场、高效运转只是资本本性的张扬。资本本性张扬的过程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是资本和财富集中的过程,也是制造富人和穷人的过程。资本本性跨国界的张扬形成了全球化。全球化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是财富分配的全球化,是资本和财富集中的全球化,也是制造富国和穷国的全球化。赞美资本化的人往往在意念中设想自己能够成为富人,赞美外资化的人往往设想外资能够施舍,赞美全球化的人往往设想自己的国家必然能够成为富国。但是,在目前强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里,这些设想可能永远属于设想而难以成为现实。
资本运转的效率不能等同于国民福利提高的效率,二者往往是矛盾的,因此,政府必须成为矛盾的协调者。政府的职责是订立资本游戏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合格的政府是把资本的野性和效率纳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把提高全民福利、实现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放在轨道的终点并当作目标和归宿。但是,我们许多地方政府和官员往往远离自己的职责定位,高举着招商引资的大旗,将全部精力都用在提高GDP数字上,竞相动用手中的税收、土地等资源,让海外资本享受超国民待遇,并将主要企业的股权优先出售给海外资本。
强国的国民欢呼全球化是源于逐利的本能,弱国的国民欢呼全球化源于常识的无知。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已经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强制。美国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及其背后的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每天守候在国门之外或政府门前,盘点着中国市场的空间和重点企业的股权。在我们综合国力依然弱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赞美全球化,但是,也没有实力反对全球化。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是把本土市场和股权向外资出让到极限还是给后代留下一些?是用本土市场和股权去交换美联储电子化系统输出的符号化美元,然后持续贬值,还是去交换些其他的战略性资源?[FS:PAGE]
既然全球化已经无法避免,那么,中国就必须努力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沦为相对贫穷的国家。既然市场和股权是经济版图中最珍贵的资源,那么,就不应该用市场和股权去交换符号化的美元、或者去交换日益贬值的二手技术。本土市场要用于交换海外市场,本土企业的股权要用于交换海外成长性公司的股权。
因此,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应该是:以市场换市场,以股权换股权。(作者为厦门大学金融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