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认为，CPI会比M1滞后6～8个月，因此，明年上半年物价可能会有较强上升压力。他判断，明年总的经济走势应该是前高后低。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加大。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目前通胀处于累积状态，未来一年左右通胀压力会逐渐加大，我们现在处于通胀的最危险前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当前我国总体物价水平尚处于历史低位，但物价“拐点”已过，上行周期已经开启，未来国内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加大等因素叠加可能推动通胀预期持续上升，对此应当保持警惕。多位专家提醒，要警惕国际资本流入、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因素。 对于“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的分歧 对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退出、何时退出、如何退出，专家学者存在不同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经济回升基础尚需稳固，政策退出时机未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志杰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长得益于政府的刺激政策，目前还没有明显迹象显示经济已彻底回稳，实施退出机制为时尚早。原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谭雅玲认为，新兴国家在欧美国家货币政策走向明朗之前，不宜盲目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晋斌表示，目前民间投资跟进力度有限，退出时机尚早，要看明年一、二季度的经济情况，才能有比较明确的判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厉以宁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宜改变，起码还可以保持半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现在退出为时尚早，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两年时间，目前才过去一年；二是过早退出不利于经济复苏的巩固，下一步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微调，将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营企业等方面。 第二种观点：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逐步退出。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临时性”政策，当前需考虑如何循序渐进地“退出”。目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微调就是一种逐步的退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考虑四个条件：民间自发投资恢复到正常水平；出口增长得到一定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刺激政策出现退出苗头；国内资产价格出现过快上升迹象。据他观察，这些条件将于明年春节后到二季度基本成熟。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先行退出，其中利率的调整可稍微拖后，财政政策的退出则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避免调整过快引发一系列问题，并应考虑将财政刺激转向民生性投资。 第三种观点：货币政策应从宽松转向中性。
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迫切”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以防今年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助长股市和楼市泡沫。政府不应担心经济出现“轻度减速”，货币政策决不能忽视资产价格走势，中国货币政策迫切需要从宽松转向中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旦确立经济复苏趋势，即可不必等待发达国家，而提前退出宽松货币政策。IMF有关负责人指出，维持高速的信贷增长，可能为过度投资、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泡沫及银行资产安全带来风险。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何时退出，有两个重要的参考指标：第一，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的增长率，即GDP持续两三个季度保持9%的同比增长率。第二，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如达到这两个指标，扩张性的政策可以恢复到中性。 对经济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在对我国经济形势和未来走势分析的基础上，很多专家学者都对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其中建设性的建议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仍应以扩大内需为主。 在世界各国和地区金融救助与经济刺激计划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正趋于好转。但是，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仍缺乏后劲，国际金融市场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且从历史上看，每次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济不可能短期内一次性复苏。 有鉴于此，虽然外需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和动力，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的持续恢复仍不可能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必须继续坚持走内需拉动经济回升之路，以弥补外需不足，形成新的内需拉动增长模式。 （二）积极推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等提出，在当前刺激政策已见成效、经济企稳回升的情况下，应及时将政策转向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上来，及时解决好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增强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尽可能把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时间延续得更远一些。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中国借全球复苏之际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贸易增长和内需增长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指出，结构调整仍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一旦经济回升转暖，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 （三）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 有些专家呼吁，应提高社会投资比重，采取措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等指出，目前民间投资还比较谨慎，启动民间投资，关键要让民间资本看到利润前景，并为其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应大力出台措施吸引民间投资，来“接力”政府投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等认为，更好地发展中小企业，关键是要认真抓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落实，尤其要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一是调整信贷结构，确保对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平均增速；二是完善中小企业信贷长效机制建设；三是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的作用，推动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四）积极推动居民最终消费，应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毛振华教授说，当前较低的消费率难以承担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任务，建议通过企业合理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以及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方式，合理增加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 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苗迎春等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增加消费信心，这对扩大当期消费和提高未来消费预期都有重要作用。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高培勇等专家建议，要把更多的政策、资源向消费方面倾斜，特别是需要加快进行税收改革；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用，重点增加城市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五）通胀预期管理的重点应是加强房价监管、严控房地产信贷。 有些专家指出，目前出现的通胀预期，主要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和对输入型通胀的担忧引发的。因此，当前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应关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并不需要转变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基调。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房地产的价格快速飙升，不仅会迅速吹大住房市场泡沫，给商业银行积累巨大的潜在风险，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导到不同的商品及要素的价格，从而推高物价水平，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目前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重点，要放在房地产信贷管理上，特别是第二套房贷管理上。 调整信贷政策，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认为，监管层应转变过分宽松的人民币信贷政策，重启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管理，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重启3年期央票发行 ，同时严查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与房市的现象，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 此外，在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时，应选择时机，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审慎推进，避免成为物价上升周期中推升物价的叠加因素；完善对农产品价格的调控，避免价格过度波动；努力争取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
